从富士康事件看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报道

　　今天我们谈全球化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全球化始终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从产品到服务总是与全球化拉上一把，其中信息是重中之重。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的表述或反映，也是信息的重要一环。不同地域的报章往往因为地理、生活、文化及本土利益，呈现各自不同的新闻取向。但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地方的新闻绝不是孤立事件。Jaap van Ginneken在《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一书中指出，不同「孤立事件」其中总有一线的关连，可把不同地方或新闻连在一起，关键是事件本身的发展，何时及如何达到关注点。学者Carlin Romano和Reinhold Niebuhr提醒我们，新闻的年月日不是简单的事实，而是说明记者必须从质方面去报道新闻，新闻本身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可忘记新闻的过去。全球化重视当下及「平面」发展，但也不能把事情的纵向发展抹掉，否则新闻便失去深度。

全球化下的新闻事件
　　近日富士康事件正正是一个很好的材料，作为分析同一板块中的不同的地方差异及纵向脉络与新闻关连性。在富士康事件中，两岸三地及美国均有着不同的相连关系，内地是工厂所在及案发现场；香港则是富士康公司的股份上市地点；台湾则是母公司所在地；美国则是大客户的所在地，包括苹果(Apple)、HP、戴尔(Dell)等。

　　媒介议题本身在建构过程中自有其发展的路径，同时为了易于讨论，本文借用Mathes和Pfetsch的媒介议题分期方法，从报道量分析，媒介议题发展可分为潜伏期、上扬期、高潮期和下降期。若按简要资料理解，零六年起是富士康事件的潜伏期。从今年一月至五月廿六日可定为上扬期。五月廿七日当天可算作是高潮期。往后发展暂可定性为下降期。

　　富士康事件其实可追溯至二零零六年。当时是缘自英国报章对华南劳工的报道。其后苹果电脑公司跟进，派员到富士康调查，并发表报告。综合性报章《纽约时报》见一则报道。该报于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一则题为〈Apple Finds No Forced Labor At iPod Factory in South China〉，其重点见三，一是苹果经查后，并没有发现强迫性劳工问题；二是工时过长；三是经苹果调查后，要求富士康调整相关的工作安排云云。其后，内地《第一财经日报》于零六年八月廿一日报道，其消息来源正正是苹果公司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以富士康过度要求员工加班为要。但没有明显交代苹果没有发现强迫劳工的情况。其后富士康深圳子公司因而起诉《第一财经日报》侵犯名誉权，索赔三千万元，后又降至一元。事件以和解收场，但血汗工厂之名从此不胫而走。

　　到了今年一月廿五日下午一时，一篇名为《又一具打工者的尸体从富士康深圳工厂生产线上被拖出》的消息在网上出现。中国新闻社于一月廿七日作出相关的消息报道。同年三月接二连三地发生坠楼事件。香港《星岛日报》于三月三十一日报道情况，台湾苹果日报亦见报道。到了四月再发生三宗，三地媒体亦见跟进。事件持续至五月六日进一步恶化，当日发生一宗坠楼案，其后坠楼事件持续发生，一直至郭台铭于五月廿六日到深圳善后，事件发展至最高点，消息于五月廿七日见报，相关报道及消息铺天盖地。

　　五月廿七日的报道重点包括郭台铭带记者参观工厂、公开道歉、员工的自杀协议、防自杀措施、回应抚恤金过高、军式管理、加班问题、郭台铭要求媒体正面报道、以及血汗工厂的指控的回应等。上述各项，三地媒体均见报道，但立场及取向则见不同。为便于分析，本文拟以血汗工厂作为分析点，看看三地的报道如何呈现差异。

中港台三地报章的异同
　　香港报章血汗工厂的报道及评述如何，见诸如《苹果日报》以「舆论齐声质疑富士康为血汗工厂」；《信报》纪晓风评述，「有人认为，内地的血汗工厂遍地」。内地方面，见「传说中的血汗工厂」、「外界质疑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代工帝国」和「富士康帝国」等。台湾见《自由时报》则以「为了澄清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中国时报》评论则直接地指出：「富士康当然不算是血汗工厂。」

　　相关报道给笔者印象是，香港报道相对似乎较中性，多以第三者带出「血汗工厂」角度，不会以主观式判断以说明「血汗工厂」的真实性：内地亦见从第三者带出「血汗工厂」角度，但同时以带有立场性表述方式处理，如「代工帝国」和「富士康帝国」。至于台湾报章，虽见从第三者引述「血汗工厂」之角度，但否定性立场很强，甚至行文更直接作出否定性的论述。三地报道的差异从血汗工厂的处理，可知一二。

　　五月廿七日当天，《纽约时报》及《华尔街日报》均见报道，但以苹果、HP、戴尔(Dell)等公司回应为主。但《纽约时报》及《华尔街日报》同引述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劳工关注组织(China Labor Watch)，回应事件，其表示除了管理外，新生代劳工需要更多关怀云云。

　　到了五月廿八日后定性为下降期。内地和台湾的报道量维持每日五十则，但香港每日达七十九宗。以内地报章量相对港台减少，相信与内地当局要求为事件降温有关。有关三地的报道取向则见微妙的变化。内地报道对于自杀成因，不再针对富士康的管理方面。如《南方都市报》的〈四大「杀手」促他们 一一赴死〉一文指出，自杀涉及四大原因，包括企业管理方式、感情问题、对工作和人生的迷茫、隐性个体因素等。

　　台湾方面，报章对事件由强烈辩解立场，渐渐地转至理性及关怀。如《中国时报》以题为〈《我们的时代》中国模式 台湾是共犯〉一文可证。香港方面，有关加薪及善后方面消息均见报道。同时，亦见分析珠三角廉价代工时代的结束，如《香港经济日报》的〈珠三角廉价劳工　迈终结时代〉一文可见。

　　美国方面，在五月廿七日后，《华尔街日报》共见一条，《纽约时报》则见两条。内容以富士康加薪及善后为主。有关中国工业转型方面，《纽约时报》亦有一篇相关分析文章。

　　到了六月三日，当天主要新闻点相信是富士康加薪30%，但除了加薪外，还见苹果的乔布斯公开表示：「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另见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关心，但不介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提到：「最近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就给台企敲了警钟。」上述三者均是事件发生以来，各方高层次的回应。同时，笔者感到各方希望以「加薪30%」为事件的句号，因此在时间上的安排显得特别巧合且微妙。

　　十三宗工厂员工自杀事件，涉及四个不同的地区或城市，亦从一宗又一宗的自杀案例，发展至城市及地区问题，最后可能是一段华南代工时代的历史终结的转捩点。其脉络及内涵是复杂的。同样，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动力，其内涵也是复杂的。美国学者米什金(Frederic S. Mishin)指出，全球化意指在商品、服务和资本向外开放的过程和发展。全球化总是跟经济利益走在一起，利益推动着一致性的演进，但同时亦分解在地方的差异之中。如果六月三日这一天，富士康加薪30%这一宗消息，真如所料成为这宗事件的句号的话，历史，总是那样令人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