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采访的我见

　　北京三月初的严冬，迎来中国一年一度的政治热风，特别是三月五日的清早，从清了场的天安门广场到人民大会堂，除了武警战士外，最早冒着寒风出来「站岗」的就是记者。

港记兵团的发明
　　我十多年前第一次采访人大开幕，彷佛这里是每个香港记者一生必来「朝圣」一次的盛会；当年这个「圣坛」的朝圣者大多是香港各家媒体的记者兵团，内地记者则只有国家及中央级的官方单位，他们只是奉命来当喉舌，与披着战衣的香港记者相比，他们更像是路过的旁观者，很少加入各路港记兵团的新闻混战。

　　但时移势易，最近一次的人大开幕，我看见在混战的不是港记，而是从地方到省以及中央各路组成的记者兵团，反而港记变成少数，且不再参与或发起混战。有港记笑说，内地在各方面的潮流都是晚香港十年左右，香港人不再流行的事情，现在内地人流行了。是的，在人民大会堂外追访、围堵人大代表的场面大概是港记十多年前「发明」的，当时就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会谈，港记大批大批的北上采访，在英国大使馆外、港澳办外，还有人民大会堂外，都是港记混战的足迹。最经典的一次是当时的铁娘子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后，在人民大会堂外的梯级失足摔在地上，给在场苦候的港记拍下来，成为全球独家画面。

内地记者过之而无不及
　　内地官员害怕碰上港记的阴影大概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现在内地记者在抢新闻方面，从人员数目和规模，以及持久力都超越了港记；人民大会堂外各路的内地采访兵团，都打着各种品牌的报业或者传媒集团的招牌，且都着上特制的公司制服，一来是卖广告，二来在众多采访人员中便于识别「敌我」。

　　内地记者这么「搏杀」，与港记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搏杀」的背后除了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之外，多少还有一个客观待遇的动力。内地记者的工作待遇和港记可以说是「一国两制」。港记是月薪制，工资跟年资以及职别挂鈎，工作表现好，一般就会升职或年度加薪的幅度会高低有别。内地记者一般底薪比较低，每月工资主要靠发稿量和报导评奖，勤奋的记者发稿量高、报导质量好，就能够按量和质获得奖金和稿费；这样一来，基本工资加上稿费和奖金，每月就可以上万元。据内地记者介绍，有部份记者更有隐性收入，这都涉及一些有广告性质的有偿稿件，跑房地产、汽车和一些高增值行业新闻的记者被称为跑「油水」线，收入是底薪的好几倍。

工资制度带来的差异
　　有一名内地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坐在我旁边，他很不客气的直问我在香港一个月多少工资，我大概说了一个基本情况给他知道，他对于港记发稿没有稿费、没有奖金、乾吃月薪感到很惊讶。在他惊叹过后，定了定神，再向我发问的一个问题也同样让我很惊讶，他问：没有稿费、没有奖金，那你们一天下来没有采访或者一天下来超时采访的工资都没有差别，你们靠什么这么卖力去抢新闻呢？

　　我反应不过来，本能地说：专业啊。我跟他解释，记者就像警察和医生一样，破案和救人是他们本行的使命，不会多破案就多拿工资，也不会多救几个人就多发工资；报导好新闻、抢新闻就是记者的天职，当你做了本份后，自然会得到公司的肯定、加薪和升职，或多委派重要采访任务就是回报。

　　他听了之后进入沉思。他再向我透露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事件。他说在他报社裹有一个跑交通新闻的记者，一个月下来才发了两条新闻，且都不刊在主要版面，稿费很少；于是他在月底的时候为了多赚稿费，找了朋友去闯红灯让他拍起来，再发了一条关于市民不遵守马路规则的「假新闻」，后来给编辑及时发现才没有发出去。这种为赚钱而发稿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台下突然有内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动手打起来，搞到发布会要腰斩，后来发现打起来的人同属一家电视台，他们就是为抢夺发布那天记者会的新闻而大打出手。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每年人大会议其间，内地的记者越来越多，且发稿量惊人，大小事件都发；就在刚刚三月的人大，我们亚新社一位女摄影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大厅拿着一枝长镜头，结果当天上了一家内地媒体的人大新闻，标题是「两会美女记者……」这在港记眼中是没新闻造新闻。

　　在抢发稿的压力下记者忘记了新闻原则甚至道德，这非常危险，虽然内地的制度可以刺激记者的工作积极性，但像对待卖衣服的销售人员般对待无冕天使，这种管理方法不但增加记者的生活压力，也损害了记者的生存价值。

内地媒体市场化
　　这种制度得以存在和被接受，跟内地媒体走向市场有莫大关系。内地媒体除了中央的单位外，最近十年出现了很多地的级的都市报，她们在没有重大政治新闻的时候可以在头版刊登社会民生新闻，吸引读者和刺激销量。她们的生存不再靠中央资助，而是市场导向，因此也用市场导向的手法去对待记者的工资和待遇。

　　内地新闻业正处于半开放自由状态，每天各媒体单位都会收到中宣部官员的通告，指示一些具体新闻的报导准则，最严重的情况是对某一宗新闻只字不能提；比如上海世博在四月份第一次组织市民参加压力测试期间出现大混乱，当天上海各媒体就收到指示不能报导，但是第二天还是有上海的报章用评论的方式批评试运行的种种混乱情况。这是用「擦边球」的方式回避了官方的新闻纪律。

报导生态的转变
　　有时候地方媒体为了避开本地官方单位的纪律要求，会把消息投到其他地方的媒体，交叉报导和揭发，上海市媒体不方便揭发的上海新闻，可以由广东省的媒体来报导，现在网络风行，任何一方的报导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海内外，这也同时大大改变了香港媒体的中国组记者的报导生态。他们现在每天从网络上监察内地媒体的新闻，然后转发成二手甚至三手的报导，这种情况这几年慢慢变成一种不健康的依赖，在没有第一现场查证的情况下转发有关的报导，报社也慢慢减少派记者赴内地采访。这些中国组记者的第一现场渐渐转移到内地媒体的网上新闻，最近几年的人大会议甚至国庆六十周年，在北京碰到的香港记者寥寥无几。 　　香港媒体曾经是西方媒体和观察家阅读中国第一手新闻的平台，当年连内地权威消息都要依靠香港媒体把重大消息出口转内销，现在基于商业成本控制，香港新闻界慢慢退出中国新闻的第一现场，这对销量和收视率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对香港新闻人才的培养肯定是一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