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挑战和媒体管制—记2012EWC国际媒体会议
邱之盈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生
2012-09-13
新媒体改变新闻报导模式
新闻界很早就深切体会到网络社交媒体在突发新闻报导上越来越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日本3．11大地震和「阿拉伯之春」运动。
《朝日新闻》前主编、重建日本基金会主席Yoichi Funabashi说：「社交媒体首次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了新闻报导的资讯『灯塔作用』。」日本3．11特大地震发生仅12分钟，Twitter上就出现了成千上万则关于这场突发灾难的消息。这些零散资讯被收集整理，在地震发生后15个小时就被网友们自发地翻译成12种语言传达到世界各地。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诸如facebook、Twitter等SNS（社会性网络服务）在地震发生第一时刻最先被用于人们互相之间报平安。由于这种社交型媒体具有即时散播功能，它也为世界各地新闻记者提供了最一手、最直观的内容，成为实时报导中鲜活的信息来源。
「阿拉伯之春」是另一个典型案例。在塔希尔广场动乱发生现场，很多目击者利用身边手机等移动设备拍摄下视频，技术不专业，画面也很粗糙，但那却成为珍贵的现场记录。这是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利用社交媒体移动技术实现了与突发大事件保持同步地记录现场。此过程中，传统主流媒体瞬间失去主导地位。
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被即时上传的视频，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力。半岛电视台新媒体总监Riyaad Minty，就是通过社交媒体上人们实时发布的资讯，而将报导重点转移到了塔希尔广场现场。
Sidibouzid是突尼斯一个城市名，Twitter上人们以#sidibouzid标签开启话题，引发了突尼斯动乱和之后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社交媒体上的「标签」功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受地域限制地分享对同一件事的关注和看法。Riyaad Minty说：「阿拉伯之春运动不是一场社交媒体的革命，而是一种人民力量的革命。」
数字传媒时代，网络社交媒体为报导突发新闻提供了即时和同步的集体力量。然而，网络社交媒体对鱼龙混杂的信息量没有一个核实、整理、筛选的过程，因此也存在风险。「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它同样也为反对言论自由的人提供了言论自由。」Riyaad Minty提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报导方程式：（即时信息-嘈杂之声）+新闻内容=准确的新闻报导。
传统纸媒的挑战
新媒体的繁荣对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挑战，这时全球媒体面临的挑战。纽约城市大学Tow-Knight新闻创新中心主任Jeff Jarvis通过视频演讲：「网络不是一个资讯媒介，而变成了一种人们建立关系的平台。」这一点是传统纸质媒体达不到的互动效果。传统媒体只是单向传递资讯，而新媒体则让这种资讯分享升了级。
Jeff Jarvis对网络社交媒体持积极态度，认为目前去规范网络媒体还为时尚早，更需要的是挖掘网络社交媒体的益处。他比较资讯时代的发展进程和传统印刷媒体的发明，「在资讯技术时代，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新闻报导形式、建立关系管道、以及全新商业模式。」
KUOW FM公共电台制片人Ross Reynolds反驳Jarvis的观点，认为网络社交媒体应该得到规范，并引用青少年上网获取色情资讯为例。Javis对此表示，现行法律已经规范了对网上传播此类信息的惩戒，人们应当规范的是自身行为，而不是科技的发展。
网络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都能发布公开资讯。「网络很危险，人们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公开资讯，因为政府部门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言论来针对你。在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尊重别人的资讯很重要。我们应当将网络社交媒体视为一个公共社区去维护，传统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受益人。」
网络社交媒体让所有人成了新闻传播者。有媒体同行指出这是对传统媒体最大的挑战，尤其是纸质媒体将面临骤降趋势。有一位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记者说，她的城市早已经没有一份报章了，市民都已习惯通过网络看新闻，平面媒体时代在当地已彻底宣告结束。发展成熟的美国新闻业是个「风向标」，这也让其他国家反思和探索传统纸媒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Javis说：「传统新闻工作者有自身优势，在杂乱庞大的资讯面前以专业的新闻素养去挑选、整理、加工有价值的资讯。新闻从业人员面临新的机遇，我们必须跑在前头。」
亚洲的媒体管制
媒体管制与新闻自由形成对立，媒体受到政府管制的现象在亚洲普遍存在。
马来西亚网站Malaysiakini.com创始人兼主编Steven Gan在谈论马来西亚新闻自由时有一段精彩的排比句：「我们有言论自由，但发表言论后就没了自由；我们有四年一次的选举，但每次都是同一个政党胜出；我们有搞运动的自由，但没有集会的自由；我们有覆盖几乎所有主要语种的新闻机构，但没有新闻自由。」
在缅甸，新闻审查制度依旧存在，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在发表前都要上交相关部门审查。不过自从去年政局变化以来，这种媒体审查制度已经变得相当宽松。仰光《7天新闻日报》执行编辑Nyein Nyein Naing称：「外界说我们不能报导军方消息，这点是有误的。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报导军方动态，只是在报导量上有一个适度。一旦媒体报导涉及了缅甸政府禁发的内容，所有编辑记者都要签署一份「检讨书」，保证今后再也不发表类似的报导。但是，「我们每周都签检讨书，之后还是每周继续发表我们认为应该发表的报导。」这便是缅甸工作在一线的媒体人对新闻自由的斗争。
VentureSquare首席执行长官Myung Seung-eun称韩国网络注册媒体逾8000多，都受到政府管制。「一旦政府注意到，言论就不再自由了。」韩国对朝鲜事务尤其敏感，「我们有一种跟中国政府部门很相似的遮罩手段，所有『亲朝鲜』的社交媒介和资讯言论都一概被遮罩。」
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媒体管制是关注焦点。Social Brain基金会主任毛向辉：「中国使用局域网，政府以自给自足式的网络阻碍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绝对敞开。许多年轻人正试图使用社交媒体工具来获取新闻真相并表达自己观点。中国需要更多社交媒体工具以便连接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真实的中国。」
驻北京总部的《中国日报》副主编康兵称：「中国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新闻审查的部门。中国的媒体机构都属于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从业人员相当于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有新闻审查，也是出自媒体自身，这是一种自发的媒体监管行为。」
关于「中国没有新闻审查」的言论，引起在场其他中国媒体代表的异议。很多与会中国媒体同行表示，实际工作中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这种媒体管制来自政府宣传部门。中国著名博客作者杨恒均也即刻发微博，表示听完上述言论「大家脸都红了」，讽刺「这是此次媒体人聚会上唯一能引发大家笑声的发言」。他在与会期间也深有感触发表博文，引用韩国已故前任总统金大中的传记书名「为了民主，我不后悔」为题，提出在争取中国新闻自由和民主事业时：「我们需要中国的金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