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政报告看不同特首的风格和关注

　　施政报告是香港政府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和对未来一年施政的阐述。本文整理了近廿余年来自港英政府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前任特首董建华、曾荫权以及现任特首梁振英的施政报告文本，对文本中的一些字词进行分析，研究这四位来自不同背景、处于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香港政府领导者的施政方针异同。

研究目的和方法
　　具体而言，我们希望（一）透过分析近年施政报告使用的功能词，了解四位港府领导人的个人表达风格；（二）着眼文本的内容词以探究他们在任内对香港社会不同范畴的关注；及（三）勾划回归前至今廿多年来香港的变迁。

　　用作研究的资料，是1992至2013年的21份施政报告。这些报告可从互联网及政府的印刷刊物中取得。施政报告有中、英文两种版本，我们用的是英文版、原因是英文版以每个英文字为单位，分析起来较简单，例如government一字很清楚，但「政府」是两个中文单字，要合组起来才有实际意思，不易由电脑直接处理。我们将英文名词的单数和众数合并，有时名词和动词也会加起来，但不同意思的相近字就不会合并。

　　我们着眼分析的字词有两大类，一是功能词（function words），另一是内容词（content words）。我们想知道哪些内容词最常出现，及一些有关键意义的内容词的使用情况。关键内容词是指它们涉及一些重要的范畴或理念，可以见施政报告是否对它们有关注。

从功能词看个人风格
　　功能词或虚词是指那些本身不传递意义，但是在语法构成中起作用的词语，它们包括副词、助动词、介词、连接词、限定词、人称代词和数目词。功能词的使用可视为个人表达风格甚至做人作风的标记。

　　四位施政报告发表者在对人称代词和助动词的使用上，呈现明显差异。从表一可见，彭定康使用人称代词（I, they, you）的频度最高，明显高于其余三人。这些差别可能源于英国人和中国人表达方式上的不同，也可理解为彭定康更强调自我身分及将自己与民众有所区隔。一些人称代词（I, me, my）可反映报告作者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个人意志。多使用I的人表现出其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体现自信的性格，而多使用we的人较自谦。彭定康常用I，体现出了他强硬的态度及对管理香港充满的自信。这也可以是一种策略，用以展现他亲民的一面。

　　三位特首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不倾向突出个人，希望将自己与民众置于同一群体内。他们较少用I，没有一种强势领导的感觉。I是直接实施权力的一种手段，we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回归后的特首较多选择用we来替代I。而you被用到的频率远低于we。

　　其他功能词方面，彭定康比较多用can, should, must, first, now。这反映他具有颇强的主见、志向和时间意识。董建华较少用should和must，可以说他不喜欢用强势的语气。曾荫权很少用can，其性格特征不大明显。梁振英较多用can, should和must，他和彭定康的语言风格有点相似，个人主见和决心很强。

　　彭定康对will的使用低于董建华和曾荫权，而梁振英对will的使用频度则最高。与其前任相比，梁振英似更倾向于向香港市民展望未来。彭定康和梁振英对first的使用高于董建华和曾荫权。九七回归是政权的转移，对英方来说是新的局面。回归初期董建华力求有新气象，但他很少谈第一，到了曾荫权及梁振英才慢慢回升。彭定康用no和not的频率较高，几位特首的使用率就较低。

　　施政报告文本不一定出自港督或特首的手笔，这些用语往往有不同政府部门及写手的协助，所以上述的分别不只是源于个人，而是涉及整个政府团队。但港督和特首是最高负责人，也是报告的定稿者和宣读者，因此文稿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其个人风格和志向。

内容词可见政府关注
　　从表二可见，港督彭定康和三任特首都关注下列事物：香港、政府、服务、人民、新、公众、社区。自港英时代以来，政府强调以人为本和服务公众，提供新设施一直是各届政府的努力重点。在彭定康时期施政报告中，「香港人」被视为主体，社区意识也被强调。这些理念在九七政权交接后也被特区政府继承。

　　政治人物似乎很喜欢用一些字词：提供、需要、政策、支持、改进、推广、提高。他们努力向市民提供所需，支持各部门系统地做好政策和工作，提高服务水平，改进和推广良好经验。回归后三任特首喜欢谈计划和发展，比彭定康时期更为积极。以上这些正面用语，是从政者必备的有用词汇。
　　
　　有些政策范畴从来都是香港政府的施政重点。首先当然是经济，尤其是在董建华年代。教育、房屋、财政、工业和医疗健康这方面也常在施政报告中出现，不过其受重视程度因人而异。董建华特别关心教育，曾荫权看重财政和产业，而梁振英的主打是房屋。

　　除了上面的最常用字外，有些字词也值得我们注意。表三共有20个这类关键字词。比较四位香港领导人所用的字眼，连同表二中出现过的一些有关政策范畴字词，就可看到他们各自的施政方针。彭定康较多谈及商业、立法、法律、改革、福利和贪污。董建华多着眼经济、教育、环境、商业和改革，曾荫权看重财政、产业、本土、文化和政治，梁振英则多提房屋和运输。三任特首都很少在施政报告中谈及自由、民主、人权和价值，而彭定康对前三项稍有提及。

　　在彭定康执政期间，「英国」和「英国的」分别平均出现了数次，回归后的施政报告中就完全没有出现。对中国的称呼和重视值得留意：彭定康用的是中国和华人，而三任特首则用大陆、国内甚至祖国。彭定康在任时中国出现了多次，远高于在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的施政报告。而三位特首用大陆一词的数量，远超彭定康。

报告题目反映香港变迁
　　从施政报告全文的题目（见表四），可以看到不同领导人的关注和香港社会的变化。港督彭定康的任期中，施政报告的题目每年均提到香港。他的用词比较简洁，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和制订若干法规是其工作重点，这些都是为了九七过渡、英方撤退而铺路，其他政策范畴均属次要。

　　首任特首董建华于1997年上任后，心怀鸿图大志，强调以民为本，要把握历史发展机遇，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多所着力。可惜他壮志未酬，先后经歴亚洲金融风暴、八万五建屋失误、SARS及廿三条立法争议，最终要黯然下台。

　　曾荫权自2005年接棒，他在施政报告题目中多次强调「新」（新方向、新挑战、新天），要回归民生事项、秉承董建华任期末有关西九文化区的构想，推动本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在任期内实现政制改革，但却忽略了房屋问题。

　　接下来的梁振英在2012年上任，希望在香港已有基础上再次出发，有所作为，尤其是要解决房价和供应问题。他的第二份报告马上出炉，从中应可见到其进一步着力的方向。

小结
　　本文透过分析香港政府历年的施政报告，勾划出末代港督及三任特首的一些个人风格特征，了解到不同届别政府的施政重点，及概括地回顾了香港社会在过去廿多年来的变迁。

　　彭定康个人色彩鲜明，在任港督时敢作敢为，专注政权移交事宜，是英国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商人出身的董建华胸怀壮志，但缺乏从政经验，未能妥善处理一些危机。公务员背景的曾荫权上任后稳住大局，着眼民生和文化建设，但任期最后阶段受施政失误和丑闻困扰，民望因而下跌。属专业人士的梁振英锐意收拾残局，但上任之初诸事不顺，民望低迷，管治能力受到质疑。

　　本文只用词汇资料来作研究是有局限的。仅对施政报告的字词作平均频度分析，并未有看每年的具体变化。我们也未结合文本语境对字词进行分析，无法排除一词多义的影响。此外，中、英文版本的某些字义或会有分歧，接下来可分析的是一些字词和范畴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

* 本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个老师及十位研究生共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