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改革中的“体制改造”

　　进入九十年代后，尤其是九二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很多学者将此概括为新闻媒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更有一些国内比较前卫的学者提出了媒介的「产业化」的课题。

　　这些对新闻改革的概括有着实证的基础，即政府已经基本上中止了对新闻媒介的财政拨款，新闻媒介单位运作越来越具有经济实体的特点，譬如，以扩大广告收入为目的、依赖提高发行量、增强目标受众对广告商的吸引力、发展各种经济实体等。在改革方面总是先行一步的广东更是出现了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全国第一家《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新闻改革旨在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由以盈利为目的、以「客观、公正」和服务「主流社会」为宗旨的新闻体制呢？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市场经济原则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闻改革经常出现一紧一松的痉挛，钟摆式地来回于改革与收缩之间。同时，新闻媒介在经营上的自我依赖与内容制作方面的缺乏自主与独立并存。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绝不可能是目的明确的、单向的「和平演化」（或进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具有多种迂回和曲折的「体制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最大特点是，传统的「指令型」新闻体制的基本原则维持不变，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新闻从业人员「合谋」，将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矛盾与冲突转换为一种象征资源，由经营方式入手，以「临场发挥」为基本途径，重构传统的「指令型」体制中的活动空间。

指令型新闻体制

　　有学者说，中国大陆有一个「指令型媒介体制」，它是建立在所谓的「既定新闻观念」基础之上的。所谓「既定新闻观念」，指的是统领新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范式，它包含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原则、和规范。在「指令型」媒介体制内，这一范式的基本原则是新闻媒介为党的宣传工具，建立于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是在长期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定义「党的新闻事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这些原则和规范定义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实践活动，而这些实践活动又成「指令型」新闻体制的基本构成因素。经过长期的革命运动，直到最近为止，新闻从业人员对这些原则和实践活动都习以为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些原则和实践包括新闻媒介是党的「喉舌」，坚持「政治家办报」。政府出资办报，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具有核心和「龙头」地位，具有公布和解释党的政策与路线的权威，新闻采写必须接受党委或党的领导干部的指导或约束，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新闻稿必须在发稿前经过严格「审查」和「审读」过程等等。

中国大陆实行「既定新闻观念」，新闻媒介成为党的喉舌。

三大宏观举措

　　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这一「指令型」新闻体制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根本起因还在于「文革」期间思想和实践「激进化」到极端的反弹，概括地表现于「拨乱反正」和「恢复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等口号和在此口号下出现的一些实践上的改变，如反对假、大、空，强调短小、活泼、事实说话等。这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闻改革的基本内容。

政府出资办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具有核心和龙头地位。

　　这些「初级」的改革延展到「信息」与「传播」的概念的引入，和新闻的「商品性」的讨论重新开展，并由而进入了对「指令型」新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这个过程当中，三项举措的实行改变了新闻媒介运作的政治经济环境，即（一）中止政府对新闻媒介单位的财政拨款或其它形式财政补贴，（二）恢复广告业和（三）重新建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这三大举措将「指令型」体制的内在紧张推向了前台，并加进了市场力量这一新的紧张因素。从它们的实行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改革」作为上、下「合谋」的共同事业这一特点。

　　第一个举措被新闻从业人士称为「断奶」，即政府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为原则，将新闻媒介单位逼上了自寻生路的「粱山」。当新单位走上自谋生路「粱山」后，它们面临的就是铁的经济规律。很多新闻单位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原则实行后面临着筹措资金给员工发奖金、办福利、盖房子等实际问题。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刚刚恢复的中国广告业为它们提供了一条活路。有学者研究指出，最早刊载广告的上海报纸就是为了筹措点钱为员工发年终奖金，在刊载广告之前并没有报上级批准，是一次「冒险」举动。

　　但是，这一「冒险」的出现，事前已有不少补垫。首先是新闻媒介可以刊播「信息」这一观念上的突破，其次是「新闻宣传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这一原则的确立，再次有《人民日报》刊载新闻形式的「经济信息」这一行动的牵引。由于有这些补垫，媒介恢复刊播广告成为水到渠成之事。自然，由此引发的广告与新闻混淆，新闻媒介单位以此为突破口开始盈利性的经营也就成为自然的延伸。广告因此是新闻单位改革的经济和体制资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介受到了脱离党控制的「离心力」作用，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又形成了要求「党、政分开」的推动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立政府机构进一步以行政手段和官僚机构宏观管理新闻媒介成为必须。广播与电视媒介这时有了广播电视部（后改为广播电视电影部），印刷和音象媒介则需要「对口」的政府部门来管理，这就是成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这样一来，中宣部继续其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它的控制渠道除了意识形态的「领导」之外，还通过这些政府部门制订和执行政策与法规的形式实现。

　　但是，这种体制方面的改革，也是一种「合谋」，即上层与新闻单位都需要摆脱由领导人一句话或一个电话管制新闻媒介的运作这一局面，因为那样做太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的行政和官僚机构的力量，对新闻媒介的控制变得多少有章可循。但是，这些政府部门及其职能的确定，同时也起到了限制对新闻媒介的控制的作用，这就是，中宣部系统的意识形态控制必须通过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才能有效实现，而这种机构上的变化，实际上也就反映了控制新闻媒介这一行为的「游戏规则」，成为新闻媒介单位可以利用的潜在资源。

新闻媒介临场发挥

　　这三大举措改变了新闻媒介所处环境政治经济关系，使得很多在九十年代出现的改革成为可能。但是，新闻媒介的这一「生态环境」仍然充满了未知数，栽满了荆棘。要在这样一个环境内既自谋生路，又履行「党的喉舌」这一职能，新闻媒介单位和新闻从业人员发现矛盾重重，既没有先例可借鉴，又没有上面的明确指导，不得不采用「临场发挥」的方法，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以此设计并执行他们的「改革」措施。

　　所谓「临场发挥」，在此指的是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方式。也就是新闻从业人员将他们面临的实际场景具体、区域化、和孤立化，并在这样规划出来的活动空间内，重新构想「党的新闻事业」的一些传统实践形态，利用现时「生态环境」中的种种张力和矛盾，设计出在短期内立即见「效」的行为，达到既不违背党的意识形态原则，又取得实际经济利益的目的。这种方式的「改革行为」必然是临时的、短视的、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缺乏总体规划的，而且缺乏新闻专业化原则理论框架整合。这类行为也往往更多地出现于意识形态控制的「边缘」地带，更多集中于经营领域。

　　表现这类行为的例子比比皆是。譬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在十多年的新闻改革中基本上一成不变，但是，该台的所谓「娱乐性」或「服务性」节目却从形式内容都不断有新动作。它最近很有影响的「东方时空」节目就是首先在非黄金时间段首先开始的，一旦具有了影响力，中宣部对这一节目的内容就开始了很严格的审查。

　　报纸行业在这方面是招数频出，先是「扩大信息量」和「报导面」旗帜下，要求扩版，由原来的全国一律的四版，增到八版或更多，而新增加的版面全部集中突出「娱乐」、「服务」、和「特色」，包括各种题目或地方专版。其次是许多机关报开始出版发行辅助性的小报、刊物、文摘报、和周末版或周末报。

　　这种内容安排上的「边缘突破」往往伴随着的是新闻媒介经营手段的突破，而且经常需要以经营而获得实际效益的推动。新的版面或节目形式之设计，往往是为了诉求于某一部分受众，这部分受众往往具有市场效应，即他们分布相对集中，基本上在都市，具有较强消费能力，并且他们的消费有相当的规模。这些就是广告商或广告主们希望达到的人。新单位就是以这样的受众群出去「拉」广告、「拉」赞助。有些新闻单位甚至将专版的版面以固定的价格承包给某公司，以保证在一定期限内的收入。而新闻从业人员个人，也经常以采访的形式与企业联系，寻求企业的「赞助」，即无条件或有条件的「捐款」，至于说新闻从业人员依赖企业解决自己出门的吃、住、行、和娱乐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方面的行为造成的是新闻媒介单位利用自己拥有的版面与频道，与企业互相利用，分享企业的经济利益（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段的「广告招标」为例）。新闻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形态因此而改变，它们不再靠吃「皇粮」而生存，而是在孜孜不倦地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即以钱财为流通媒体的社会网络。由于这一网络的运行并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的规范，而往往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相互信赖，譬如同学、同乡、以前的同事、人情的「欠债」或交换，于是，联结这一网络的是某种尚未规范，并且易变的权力关系。基于此，我将这一网络称为「补贴的网络」。

象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前面提到的「指令型」新闻体制「霸权」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这就是它垄断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象征资源。当外来象征表述出现时，它能够排斥或「驯化」它们，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霸权」地位。

　　所谓象征资源，在这里指的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用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概念和话语表述，也就是说，新闻从业人员赖以思考和叙说他们的改革行为的那些概念和词语。

　　将这些东西称为「象征资源」的起始假设之一是，新闻从业人员有意识构筑自己的行为，为此目的，他们需采用特定的符号，或象征以及它们所表现的概念或意识框架。因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在改革中「临场发挥」，这就要求他们有敏锐的觉察力，知道在某一具体场景下可办成什么事情，并且具有很高的话语表述能力，能够将自己「非常规」的行为用官方语言表述出来，并给以论证。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在他们的实践中运用的符号或象征的表述及其概念具有资源的意义。

新闻体制的空间重构

　　以上所描述的是中国新闻改革中的一些行为特征。这些描述反映了观察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独特角度，就是着重观察新闻体制改革的过程。这些描述突出的是这过程的特点，即进程的不确定性，上层主管与新闻从业人员「合谋」，新闻从业人员在这个过程中的「临场发挥」，和混杂各种话语表述以论证自己的「非常规」行为。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对这些改革的特点有相当清醒的认识，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就是要「将政策用好，用足」。

　　这实际上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单位作为社会个体与「指令型」新闻体制之间互动的过程。但不是简单的从这一体制转换到另一个已经设计好的体制，而是重组现存新闻体制中的关系，变革现存体制中的游戏规则。这是个体制改造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存体制大框架内，重构体制空间的过程。中国的新闻改革就是在这样的互助中展开的。由于有这样的过程，新闻改革的历程因此充满迂回曲折，不可以线性的逻辑来描述或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