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导自由才利国家统一

2000-05-15

  专业考虑为先——有线新闻台应否专访台湾候任副总统吕秀莲,首先要基于专业的判断,而不是政治考虑,更不容长官意志决定。

  本港新闻从业员的考虑准则,说到底,就是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仅仅是趋新求异,更不是要耸人听闻,为刺激收视而不择手段,标奇立异。更重要的是,新闻价值建基于报道内容的社会重要性,其优劣高低取决于内容信息如何有助了解你我攸关的情势,或者引发各方对有关问题的反应、争辩、探讨、研究等等。

新闻资讯价值为先

  当台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分别当选正、副总统,本港传媒专访他们的兴趣只会比竞选期间更高。民进党虽然早已写就台独党纲,陈水扁当选后却屡次摆出亲和态度,以改善两岸关系。他们又绝不认同「一国两制」,却明言不会宣布台湾独立。面对貌似矛盾的复杂形势,本港传媒有必要深入跟进,让港人了解陈、吕的观念和想法,从而洞悉他们上台后两岸关系的走势。

  同时,总统大选过后,有消息指吕秀莲及一些较激进的民进党成员极可能主导台湾外交及两岸政策。吕的台独立场向来鲜明,但当选后立场是否有变,值得进一步研判,而传媒的及时专访,实有助知悉台湾对大陆的政策动向,因此有线新闻台专访吕秀莲,清楚她的政治理念及其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实有助港人了解台湾日后的施政取向,特别是两岸关系的走势。该专访播出以来,北京据此发表多篇文章,直接批判吕秀莲、间接警告陈水扁,可见这个专访对北京来说,确有不容抵赖的资讯价值。

报导、鼓吹混作一团

  不过,本港行之有效的新闻理念,在北京眼中,却是大逆不道。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认同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的看法之余,正面提出本港传媒须服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原则,不得散布、鼓吹「台独」言论,也不应拿「台独」言论当作一般的新闻报导。他提醒新闻从业员须慎重选择采访对象及处理新闻,以防造成舆论偏向。他又指点特区政府自行立法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时,应界定客观报导和鼓吹的界限。言下之意,有线新闻台今趟专访吕秀莲,实有散布、鼓吹「台独」言论之嫌,港府日后须立法取缔。

  王凤超大义凛然,搬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但其论据却是弱不禁风。有线新闻台的吕秀莲专访究竟怎样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新闻专访确曾报导吕秀莲的言论,但从言论传播到危及统一,必须仔细指出由言论转化为行动的过程,才能确证言论对行动及其后果的因果关系,否则单凭言论内容属于「台独」而断定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的话,就形同说了等于做了,混淆言论与行动。把两者视作密不可分,甚至二位一体,就是观念的谬误,官方若据此把其认定错误的言论判为罪行,就是以言入罪。

  同样,报导与鼓吹台独言论不能混为一谈,否则的话,传媒即使没有法律管束,单纯基于道德考虑,也只能划圈自限,报导自己认同的观点,抹杀其他看法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传媒鼓吹自己反对的看法,既不真心,也不道德。

深入报导促进统一

  当然,王凤超也许认为必须禁止报导的言论,仅属少数,只限于如「台独」般离经叛道的想法。问题是,报导这些想法不仅不会造成动乱,危害统一,更利于两岸互相了解,促进统一。

  两岸经历数十年来的敌意对抗,加上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背景等等差异巨大,实难望即时统一起来,这是历史现实使然。因此,两岸统一宜从长计议,从耐性沟通、认识、对话开始,由敌对转向和平共存的关系,逐步建立互信基础和良性互动,两岸才有望和平统一。本港传媒若以国家统一为己任,应更多更深入报导台湾实况,包括其领导人的管治理念和政策思维,让大陆更掌握台湾的局势发展,制订实际可行的统一方案。

  反观目下大陆文攻武吓的做法,不管是否意识到,也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后果是令台湾人更害怕马上统一。若再加上本港传媒抵制台湾人的言论,一概不予报导,大陆既失去了解台湾的一条渠道,台湾人也难免大惑不解,对统一失去信心,因为连他们的想法也不能让港人知道,「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吸引力只会进一步削弱。

言论自由有助探索统一前路

  展望未来,两岸统一要打破僵局,北京首先要检讨「一国两制」是否依然适用。北京二十年前提出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是基于尊重历史现状,采取和平方式达成统一。

  到今日,台湾是否接纳「一国两制」,却成为是战是和的准则。「一国两制」由起初作为谋求两岸和平统一的手段变成决定是否放弃和平的关键。其实两岸关系变数不少,不限于「一国两制」统一台湾和台湾独立两个选择,传媒为统一谋出路的话,该继续开放言论,深入探讨各方的统一模式,北京若对「一国两制」坚定不移,更可趁机以理服人,不怕论争,令对手心服口服。

  遗憾的是,大陆不仅没有广开言路,反而鼓励港府收窄言论空间,以言入罪,主张把鼓吹台独言论甚至有关新闻报导一概定罪。以言入罪,显然违反《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对言论自由的基本规范,因此抵触了《基本法》第三十九条。此举也同时侵犯《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结果令公民无法实践《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也限制了人民发挥集体智慧、寻求和平统一办法的机会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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