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新闻监督的范围扩及中国大陆：从非典型肺炎报导说起

非典型肺炎进袭香港，使社会陷入危机状态，对传媒也无疑是一场重要的考验。 我们或已对传媒的社会作用习以为常，但危机一来，我们又重新发现传媒基本功能的重要性。


传媒基本功能的再肯定

首先，传媒起了守望环境的作用，使社会大众知道危险的到临，提高警惕。传媒铺天盖地的报导容或引起部份人士的恐慌，但向社会示警仍是它们主要的作用。传媒又将防炎知识----从如何洗手到病毒传播的方法----广为散播，让市民知所趋吉避凶，因而成就传媒的教育功能。香港的民间社会特别发达，这从疫症中社会泛起众多的自救行动中可以窥见。传媒把各种社会自发的行动联系起来，也成为政府和社会的桥梁，起着组织和协调的作用。

除了上述传媒的功能外，传媒在这次危机中还凸显出监督政府和修复社会的作用。香港社会十分多元化，但民主却欠奉，当中的不足由舆论监督来补偿。特区政府在疫症中表现出来的危机处理能力相当薄弱，如果没有传媒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提点，政府措施拖拉的情况恐怕会更严重。由于政府弱势被动，传媒不但起着代议的功能，有时还扮演医疗后勤的角色，连购买医疗装备的事情也具体参与，给人传媒治港的感觉。当然，传媒治港是言过其实的说法，但是传媒督促政府的作用则是真实而有成效的。

非典型肺炎疫症破坏社会，激化问题，如何使社会恢复常态和发展下去是不可避免的挑战。在疫症中，传媒除了透过通风报讯来恢复社会的元气外，更重要的是对维系社会的基本精神的肯定。特区政府是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备受批评的对象，而广为社会和传媒所称道的则是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在前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和在实验室拚搏的科学家。最为感人的报导，莫过于传媒对医护人员的专业精神和献身精神的推崇，就连一向面目模糊的本地科学家也在传媒紧贴的报导下，显出英雄本色。

进行经验总结是传媒修复和延续社会另一个法门。非典型肺炎病毒爆发以来，传媒不停地总结经验，向政府提意见，甚至逼使政府作出有系统的检讨。这些报导和言论的目的就是要社会尽快恢复秩序，防止历史重演，好让社会重新出发。


需要发展专门报导

大体上，传媒在沙士危机报导中的表现相当称职，但其中也有不足的地方，值得留意。从疫症报导中，我们也看到香港传媒专门报导的不足。非典型肺炎疫症牵涉的问题既专且广，包括病理学、病毒学、社会卫生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等。香港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专攻医疗报导，他们透过经验和自学培养出不错的能力，在疫症报导中显出功力。但是大多数的编采人员则是临危受命，靠自己的基本训练来应急。曾经受过研究方法和生物化学方面训练的新闻人员或者还好些，对于那些连病毒和细菌的分别也搞不清楚的记者，实在难为了他们，我们很难期望他们做出深入和带有说服力的报导。

不少西方传媒的医疗报导的记者，往往由医生或学有专长的人员出任。香港号称是国际大都市，难道在医疗报导方面却可落后于人？禽流感、登革热和非典型肺炎等疫症先后袭港，它们或会重临，而其他新的疫症也或会爆发，再加上日常众多的医疗卫生问题，这无疑是新闻界把医疗报导专门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事实上，不但医疗卫生需要专门化，其他领域，像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又何尝不是？

避忌中国没有出路

不过，令人最担忧的还是传媒避忌中国的问题。在九七前，香港传媒一向是中国报导的重镇，备受国际传媒的推许。回归以后，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加强，加上自贬心态的衍生，不但特区政府有看中央脸色办事的倾向，不少传媒也因为压力和利益而向中国政府进行自我审查，避免主动揭露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非典型肺炎的报导中，香港传媒主动发掘中国消息的进取精神已经转弱，如果不是中央改变封闭政策，恐怕情况会更恶劣。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大陆爆发多时，但是香港传媒没有及时深入跟进，对中国官方的消息也照收无误，最后要靠北京301医院蒋彦永老医生冒大风险向《时代周刊》说出真相，这才引发大陆一连串改弦更张的措施。蒋医生原先把真相告知中央电视台和香港的凤凰卫视，不过它们最终都没有理睬。如果香港传媒继续对中国报导采取避忌的态度，恐怕将来更没有人愿意提供传媒赖以为生的敏感消息。

从疫症危机中，我们看到中国和香港的事情有时很难再分清楚，中国不好，香港也不能独善其身。为了香港好，也是为了中国好，香港传媒应该把监督的范围扩大至北京、广东以至大陆其他地方。传媒如果继续画地为牢，大陆和香港两地不但会同时受害，最终连监督中国政府的责任也会为西方媒体代行。


自我审查的压力

香港的传媒有没有监督中国政府的条件？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新闻自由已成了政治文化的内核，加上利益多元，社会受到国际注目，就算大陆对香港传媒满心不高兴，一时之间也不能明目张胆向它们开刀。自回归以来，只要传媒愿意，它们还是有选择如何报导的自由。如果说香港没有条件，大陆其他地方更不用提了。

但是，从近年传媒的表现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和统战手段的运用，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有传媒已被间接收买，有的更主动交心，有更多的则实行自我审查。现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已进入倒数阶段，一旦通过执行，自我审查的压力恐怕会大增，因为有关条例对国家机密、煽动、颠覆等概念都有抑制性的安排和诠释，难免在新闻界产生寒蝉效应。

非典型肺炎的爆发提供了一个甚为有现实意义的案例。在疫症爆发初期，对中国政府而言，有关病情----尤其是军方医院的病情----无疑是国家高度机密。这次中央政府一改保守的常态，那香港传媒就易有所为，但假如中央像过往一样执迷不悟，那香港传媒在二十三条的悬刀下将何去何从？如果说中央对人命攸关的疫症问题已经觉悟前非，那与财产攸关的经济消息和与大众利益攸关的政治消息，又将如何？这是香港传媒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香港社会一向奉行法治，二十三条一旦立法，它对传媒所产生的压力不可等闲视之。当然，我们可以寄望中国传媒政策进一步改革开放，使我们的担忧变成多余。事实上，中国传媒的运作环境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我们不宜等闲视之。不过，在中国实行新闻自由之前，香港的传媒唯有以中国和香港的利益为依归，继续按专业精神如实报导，这样才能继续发挥监督政府的功能。在严苛的法例面前，新闻工作者和市民对新闻自由如不执着坚持、互相支援，恐怕沉默的螺旋将会进占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