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ＡＲＳ风暴与中国传媒

萨斯（ＳＡＲＳ，香港译作「沙士」）风暴正猛烈冲击着中国的政治大厦，加速着民众的觉醒，催生鞴什磢熄ジC改革。当萨斯还在无情肆虐的时候，有志之士就已开始思索这场风暴对中国政治的潜在影响。笔者相信，萨斯的爆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政府的传媒政策，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绝不会像人们现在期望的那样乐观。


改革的意义目的

新闻报导必须改革，这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新的国家领导人发出的信号。虽然所谓的新闻改革，充其量是报导内容的平民化和报导手法的策略化，而丝毫不涉及新闻体制的改变，但毕竟昭示着最高决策层对新闻媒体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统治者在本质上是拒绝改革的，除非这种改革是维系其统治的最后选择。因此说，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为了巩固中央政权。

笔者承认，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改革大都是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的，但今日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准备尚未完成。在今日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中国公众未认识到无论是苏共、中共的革命实践，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进化，都无法证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中国人还没有广泛接触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无法获知统治阶层是不能单纯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事实上社会愈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中国的执政党还不能接受在强制性国家机器之下存在着一个由家庭、宗教、大众及其他利益团体组成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理论现实，因而还不能容忍独立于政治的传媒、宗教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存在。因此说，不砸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中国大陆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新闻体制改革。


扩展舆论空间

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淡出，是否会像其传入中国那样，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呢？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自廿世纪末，中国人普遍感受到的「信仰危机」，实质上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失灵」；或者说，是旧的「普遍」(national-popular) 意识形态已经死亡而新的「普遍」意识形态尚未诞生。在此「普遍」意识形态缺位的历史背景下，系统地开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将会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将会极大地扩展舆论和信仰空间，将会带来令人欢欣鼓舞的新世纪曙光！

萨斯风暴为中国政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它会使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都清醒地认识到知情权的国际化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全球化，认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对抗在某些条件下，会演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对抗，认识到在资讯时代任何资讯封锁都只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而一旦公众了解到真相，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的公信度就会急剧下降，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地位就会受到质疑和削弱，进而危及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而要挽回政府和传媒的公信度，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中国传媒价值何在？

据披露，在这场与萨斯的殊死搏斗中，胡锦涛、温家宝都喜欢「上网」。从积极方面看，这反映了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贴近百姓重视民意的作风；从消极方面看，这说明了国家领导人对平面媒体的失望：执政党的新闻政策导致新闻媒体既不能有效地传达政府的意图，又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民意，媒体的「不作为」还成了某些国内外政治势力抨击中共政府的证据。

另一方面，蒋彦永投书海外媒体不仅使中国政府陷于「被动」，更让中国传媒无地自容：中国传媒的价值何在？最让执政党忧心的是，第一个蒋彦永站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蒋彦永会跃跃欲试；卫生界的蒋彦永忍无可忍了，教育界、金融界的蒋彦永正在摩拳擦掌！现实会让政府明白：不仅公众的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必须得到尊重，公众的发言权（the right to express）也必须得到尊重。一旦公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在国内得不到保障，公众会「超越」国界到国际社会中寻求机会。在这种形势下，决策者不得不在「被动」和「主动」 两种媒体策略中抉择，执政党必须严肃地对待公共领域的建设问题：是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把传媒作为公共领域来经营呢，还是像个别国家那样在传媒之外另辟新的公共领域呢？在这个事关执政党权威和权力的重大问题上，中共政府是否又会强调中国特色呢？


执政者的醒觉

论者相信：执政者会逐渐明白传媒机构已不再单纯是国家的统治工具，国家已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地操纵传媒和舆论。在中国，国家和传媒的分化趋势将会缓慢但必然地呈现出来。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和传媒之间可以是合作关系，这正是当今发达国家着力打造的管理模式。新的政策在出台前，都应在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论坛上公开讨论乃至辩论，让利益不同甚至相对的各个阶层，都充份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讨论虽然增加了政策引入的成本，但是却有利于达成最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从而降低政策贯彻与实施的成本；这种模式不仅不会削弱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反而会强化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的执政党会认识到国家应该把以往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如监控环境、监督政府、了解民意、传播知识、教育公众），部份地转移给传媒，这样会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传媒和公众合作，进而在不同意义上降低国家和政府的运行成本。但是中国的现实，决定了这种职能转移将不会是一蹴而就，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只能是分步骤逐渐完成。最初转移的，将是暂时不会损害统治者根本利益但又是最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职能。如果风暴之后出现此类变化，我们应为之大声呐喊鼓劲以防止执政党犹豫甚至退缩。笔者深信，大门一旦开启是很难重新关闭的。


传媒任重道远

笔者曾在中国的大学G执掌教鞭十余年，深知中国其他领域的知识份子思想麻木已经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在此形势下传媒业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让更多的政客和民众认识到新闻自由与资讯公开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激励来自草根阶层的自发抗争尽早转化为自觉「斗争」，促使政治精英们早日认识到继续实施新闻封锁，会使上层建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的香港传媒界，将能发挥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影响。

萨斯风暴已使中国新闻改革具备了初步条件，但这绝非意味着改革会如期发生。况且，改革是个矢量，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根据笔者分析，风暴过后政府对传媒的控制会出现看似放松实则收紧的微妙局面。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让我们广大新闻工作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