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改革论坛

　　回归后，意料之外，新闻自 由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而是传媒自己。市场导向和律师信两大利刃架在头上，严肃认真的传媒备受冷落，敢言的行家则被迫「自律」。公众对传媒的内容边看边骂。但业内无力回天。开会、做调查、私下翻脸。谁都知道问题所在，但谁都不敢说能够解开这个「死结」。

国际交流分享经验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上月与美国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合办的传媒改革路向论坛，自然也没有提供灵丹妙药。最大的贡献也许是，为本港同业提供了国际交流的机会。传媒操守是古今中外的老问题。由于时、空、政治、文化不同，细节上纵有差别，但问题的本质大同小异，不外是有权势者希望传媒只讲对其有利的话，对不听话的传媒施加干预。反过来，一些行家踰越传媒作为公器的底线，在机构、个人、经济、政治、虚名甚至正义利害的诱惑下，假公济私。就香港来说，行内律师信满天飞大都属于前者，娱乐、淫贱、弄虚作假则是后者的体现。

　　这次的研讨会，记忆中对港大和自由论坛来说都是第一次。港大虽然设有传播学一类的课程，但并未正式设系。而自由论坛作为国际上新闻自由的一面旗帜，对香港回归后的状况甚为关注，但作为全球性的机构，对香港中文传媒的探讨相对不多。这次的会议，对港大来说是切合社会需求、设立新闻实务课程所迈出的一大步；对自由论坛来说则大大加强了对本地的了解。

分清可为与不可为

　　会议上在众多讲者中，最受注目的可说是美国殿堂级人物希曼(Robert Haiman)。这位终生的新闻人，新闻系毕业后加入报馆，由记者做到主编，继而编而优则教，主持著名的新闻专业学院Poynter Institute。近年退而不休，研究新闻教育和专业道德问题。他数十年目睹美国行内怪现状后归纳出的传媒「九宗罪」，香港都不缺，只是程度上有别。

　　另一位受注目的海外讲者是《波士顿邮报》主编斯多林(Matthew Storin)。该报近年两位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被发现「作口野」。其中一位的专栏已写了廿五年，是波士顿的文化标记。一番扰攘后，两位作家都被辞退。纵然细节上仍有争议，该报由头到尾公开报导本身处理事件的经过，包括内部对主编的批评。斯多林称，一场丑闻坏事变好事，该报不仅争回了公信力，此后接到投诉时，可以此证明该报立场公正，内外无别。

　　两位美国讲者不约而同地，主张面对行内的通病时，认清个人的从业员身分，分清可为与不可为。可为的不用说了，主要视乎个人的操守和质素。不可为的主要是媒体所有权和市场的主流趋势。

好传媒与庸俗化

　　但斯多林的一项观察对香港颇有启发：传媒在盛世中容易庸俗化。天下太平则公众追求逸乐，看传媒但求消闲过瘾、寻求吃喝娱乐。受众不求真、不求严谨，专业的新闻水准难有用武之地。至少就金融风暴前的经济来说，香港近年不也是太平盛世？

　　同样值得提醒的是，斯多林主张「好」同行们了解受众，作认真的市场调查。我想，这里并非鼓吹跟从市场，而是认识到除了人性的阴暗面外，是否有些大众口味是好传媒应做而忽视的，以致成了「庸俗」对手的专利。例如，改善生活是人类的愿望，但严肃的传媒大都不屑于提供生活资讯。结果主妇们天天骂两大报，天天买来作为家务帮手，最多是扔掉其中的黄业指南。当然，有些媒体限于资源，难以兼顾这方面。但这至少说明，在一些不违背新闻原则的内容上，好传媒的确不如俗同行。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由论坛合办传媒改革路向论坛。

电视市场发展的限制

　　随着金融风暴暴露了香港国际竞争力的弱点，这次的会议也质疑，香港能否成为亚太的传媒中心。从两位讲者所代表的机构：凤凰卫视和美国的CNBC即可见，香港这方面的前景不容乐观。凤凰卫视虽然成绩骄人，但主要的合作伙伴STAR TV（卫视）耕耘多年后仍未能图利；CNBC更把广播基地由香港迁往我们的主要竞争者新加坡，使后者面向亚洲的外资电视台增添到两个（另一个是美国财经媒体王国道琼斯名下的ABN）。这与五、六年前西方媒体争相以香港作为亚太、特别是中国内地市场的桥头堡，不可同日而语。香港以往的传媒竞争力在于自由安定、通讯发达、基建完善。但邻近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和台湾，经过多年的努力后，已大大拉近了通讯方面的差距。主要由工资和租金构成的经营成本成为竞争力新的决定性因素。这正击中了香港的要害。金融风暴至今，香港在这方面的调整与邻近地区，尤其是新加坡仍有一段距离。

　　除了经济竞争力的大气候，香港内部长达三十多年的惯性收视，也限制了本地电视市场以至外来节目的发展。亚视一再注资、更新人事和布局，但始终无法打破「宿命」，至今徘徊在生死边缘。香港有线电视以先进技术夺得独家专利，投下数十亿元，也未能与电视广播有线公司（俗称无线）享有的收视抗衡。新闻从业员面对市场庸俗化普遍有无力感，电视业者面对市场时同病相怜。打破惯性台垄断艺员的建议值得考虑。但惯性收视把我们带回到鸡与鸡蛋的老问题：传媒庸俗化的始作俑者到底是传媒还是受众？至少就这方面看来，责任不在传媒，而是社会上愿意思考的观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