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追寻：传播、国家与文化认同

　　六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中大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题为《边界追寻：传播、国家与文化认同》。

　　讲者之中，包括著名传播学家Todd Gitlin及李金铨教授、社会学家Deborah Davis、法学家Monroe Price、国际传播学家Annabelle Sreberny、城市研究学者Gerald Sussman 及文化研究学者Toby Miller与Frank Webster等。

　　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会上，陈教授及新传学院的李少南教授、苏钥机教授、梁永炽教授、魏然教授、马杰伟教授等均有发表论文。

　　是次国际会议的特色，是集合跨科际专才，分别从传播学、社会学、法学、城市规划研究、文化研究的角度，共同探讨全球化之下的国家、文化、传播界线的重整与追寻。

美国电影渗透全球

　　会议其中一热门焦点，是文化产品的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纽约大学的Todd Gitlin及Toby Miller教授以及中大新传学院的陈韬文教授，均以美国电影为例，探讨全球文化的互动关系。

　　Toby Miller教授的论文题为：Consuming the Citizen -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 the Trade in Screen Text. 他指出这几年美国电影在本土市场的收益，只占总额的一半，另一半来自世界各地。

　　多年来，美国以外的收益，只占三分之一，但九十年代，却跳升到百分之五十！美国电影，配合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势，侵占世界各地的文化市场。

　　一九九八年，全球最卖座的电影，头三十九部，都是美国电影。同年德国的本土电影，票房下降百分之十。英国下降百分之十二，法国下降百分之二十六，西班牙下降百分之十二、巴西下降百分之五……

　　他指出，一个世纪电影网络已经出现，以美国为首，渗透全球，兼收并蓄。这个新网络，把国际的文化劳动重新分配，美国是首脑，文化劳工从全球吸纳，精英都跑到美国，献出心思劳力，泡制出适合全球口味的美式文化拼盘，内有中式功夫、南美风情、非洲音乐……

　　此外，廉价劳动也下放全球，动画师可在东南亚聘请，影厂可在英国租用，有些美国电影甚至可在别国拍摄，采用当地工人，为的是争取当地的政府资助。

　　Miller教授以批判理论观点，认为这个国际文化劳动的新秩序潜藏不平等及剥削关系。著名传播学者Todd Gitlin亦有类似的分析，指出荷李活泡制的电影有全球性的优势。他的论文题目是：The Unification of The World Under The Signs of Mickey Mouse and Bruce Willis: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他指出美国文化的优势，在于供也在于求。供应方面，美国以其国际语言、市场力量及完善的制作管理，能制作迷倒全球观众的文化产品。而在市场需求方面，美式电影具备暴力、天真、活力及天马行空的性格，所以风行全球。

文化转移现象

　　与会学者热烈讨论期间，更提出文化代理新观点，指出现在的荷李活，已经变成一个出口关卡，转售各国文化。拉丁美人、香港武术、亚洲动画，都经过这关卡，销售全球。

　　一经转介，立刻身价百倍；荷李活亦因此「非美国化」而成为全球文化代理人！会上陈韬文教授更以动画《花木兰》为例，具体说明文化转移 (Transculturation) 的现象，指出迪士尼把中国的民间传说化为全球的大众文化，当中牵涉到组织常规，即迪士尼以传统的动画公式改造木兰传说，也容许试验，吸纳东方元素，试图再创造。

　　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中，外来文化要经过抽象化、本质化，再处境化和本土化的过程才被吸纳。由于迪士尼的票房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境外，所以它除了美国化，还要普遍化，照顾世界各地受众的感受。结果，一个中国的孝女故事，经迪士尼一变，成了父女感情的现代演绎和一个少女追寻自我的经历，当中有中国文化的影子，但是总体上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一种文化混合。

　　由于迪士尼拥有覆盖全球的发行网，加上迪士尼的品牌声誉、进取市场策略和充分的资源，《花木兰》在迪士尼的魔术棒下，已经全球化，现已反过来影响中国人对花木兰的再论述。

　　《花木兰》标示文化边界跨越的普遍性，曾是本土的传说和故事，可变成全球的普及文化，而全球的文化标记，亦可以再进入本土，当中的文化边界日渐模糊，这种文化转移的现象除了展现在大众文化里，也出现在教育、商业与宗教其他文化领域。

全球化的意义与局限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与边界的影响是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李少南教授集中分析会使政治、经济与文化边界分解的三种过程：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市场化(marketization)与文化互相渗透(inter-acculturation)。

　　国际化造就了像欧盟这样巨大的政经联合体。市场化则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统合了世界经济，实行全球分工。由于文化互相渗透，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已为各国接受，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

　　李教授认为上述三种过程中，文化主权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最少，因为文化发展不但受到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左右，还有它的内在规律，会视乎环境需要而排拒或吸收外来文化。

　　德州大学传播学教授Joseph Straubhaar 认为全球化无疑正在进行，但是他同时指出全球化有其局限，因为人们最终还是喜欢与自己相近和相关的文化产品，是以本土文化仍然有它的生命力。除了全球层次的文化系统外，还有地域和地方层次的文化系统，它们彼此影响、互相约制。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国家不但不会消失，还会在新的状况下再发挥主权的作用。

　　英国伯明翰大学社会学教授Frank Webster 在他关于全球化的论文中，特别提到教育的重要性。资讯社会中，资讯工作者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这些人当中大部份是在其所在国受教育的。由于教育控制在国家手里，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反作用力。

　　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的Akiba Cohen 教授以Globalization, Ltd.: Domestication at the Boundaries of Television News 为题，论述全球化表现在电视新闻显中的限制。他认为电视新闻，尤其是电视国际新闻，是全球化的例外。电视新闻转动快速，要了解远地发生的事情更要一定的知识基础。为此，电视国际新闻一定有一本国化(domestication)的过程，选择一些与本国相关的新闻，带出它们对本国的意义。

　　本国化是新闻生产过程当中的一环，再延伸出去便是受众接受资讯的过程了。受众接受到什么，更会因各人的历史和特征而有所不同。Cohen 教授因而认为全球化并非一般想像中这么简单，还会受到本国化和受众特性的约制。

跨境传播边界模糊

　　资讯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对传播的方式有很大的冲击，文化社会的边界因此而变得模糊，这是会议另一焦点。

　　浸会大学新闻系的李月莲与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苏钥机教授在理念上探讨网络报纸对传统报纸在时间、空间、概念与符号各方面的的影响。传统报纸是相对封闭的，各样资讯的分界清楚，然而电子报纸则是开放的，传统资讯分类变得不再合用。

　　他们认为在电子报纸中，不少边界会走向分解，其中包括资讯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差异、资讯与知识的分别、记者与编辑的距离、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界线等，这些变化最后可能会导致社会各层面权力关系的重整。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电讯系Mark Levy 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Brian Massey 调查了亚洲四十多份电子报纸，发现到目前为止，网络对新闻生产的规范只显出有限的影响，并没有效促进新闻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不过，网络新闻在促进跨国资讯及娱乐的流通方面则有明显的作用。

　　此外，会议也探讨跨境传播如何重整文化认同等问题。马杰伟教授以内地来港移民为对象，探讨人们如何跨越边界，进入现代的空间，「消费现代」(consuming modernity)，建立身份认同。他提供许多有趣的例子，说明「消费现代」的仪式及过程。这种跨边界消费现代的现象，并不限于中国与香港之间，凡是有现代城市与非现代交界的空间都会存在。

　　最后英国理斯特传播研究中心的Annabelle Sreberny教授指出，宏观的全球文化效应，愈来愈在微观的个人心理发挥作用。Sreberny 教授的论文题为Globalization and Me，是会议最后一篇论文，但也是一个启发思考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