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传媒记事簿

回应报章评论栏 　议员滥用特权遭非议

　　北约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市民强烈的民族情绪，民主党党魁李柱铭对此事的看法，当时被一些人视为亲美，而《东方日报》内「功夫茶」的专栏，更斥责李是汉奸，叫人向他掟鸡蛋。李就该煽动性文字叫刑事检控专员跟进，再转交警方调查，虽然最后警方认为文章没有问题和停止调查，但李柱铭的做法却惹来舆论的抨击，认为他滥用特权、警觉性低，并蓄意干涉言论自由。

　　此事虽然在五月份发生，但引起舆论广泛注意却在八月份警方完成调查报告之后。加上民主党内哄，继此事后，又传出李柱铭聘请杨森妹妹作私人助理，为人诟病，导致亲中报章《文汇报》有机可乘，借故批评李柱铭九大罪状，指他「言行不一」及有失「政治风度」。

　　李柱铭对「功夫茶」的批评也许反应过敏，动辄滥用警力虽招来非议，但亲中报章落井下石反倒帮了他一把，令人觉得李尚罪不致此。较为可喜的是本地传媒并未因报废言，对维护言论自由的底线均抱相似的意见。

　　经此一役，民主党人亦汲取教训，特别在政坛逐渐被边缘化时期，实在应该谨慎言行，不宜有太多负面新闻传出，破坏辛苦建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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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报业评议会 　新闻组织意见存分歧

　　法改会的谘询期未过，有关成立报业评议会的讨论在媒介仍讨论如火如荼，毕竟这个建议关乎传媒日后运作及整体利益，新闻媒介以不寻常的篇幅去讨论此建议亦可以理解。

　　整体而言，平时各自为政的几个新闻组织，包括记者协会、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新闻工作者联会、摄影记者协会，罕有地联合行动，决议成立「新闻界操守联席工作小组」研究提升新闻操守的方案，以积极行动反对政府介入成立报业评议会的安排。

　　而政府方面，上至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到私隐小组秘书，都表示政府并没有既定方案，同意政府愈少介入愈好，当然媒介机构若能自律最为理想。几个前线新闻机构虽然同一阵线，但最令人关注的是报业老板的取向，迟迟未表态的报业公会终于开腔，表示支持成立自律性的评议会。可惜此公会会员未包括几份销路最高报纸，提议私制是否对全行有约束力，实令人有疑。

　　与此同时，不少民意调查亦显示逾半市民赞成法改会建议，即使牺牲新闻自由亦在所不惜。看来改善新闻界职业操守的议题又迫近眉睫，且看业内如何应付公众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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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纠纷闹上法庭 　两大报业对簿公堂

　　《东方》与《明报》两大报业集团先后为两桩事件对簿公堂，均先后于九月份审结，两桩案件均判决《明报》得直，《东方》接连失利。

　　首宗案件追溯至九五年，因为专栏作家吕大乐一篇以媒介战争为题的批评文章，《明报》被控告诽谤，被《东方》舆讼追究文责，最后高院法官裁定《明报》可以引用公允评论及有理可据，作为辩护理由，判决《东方》败诉。

　　另一宗案件是《明报》摄影记者与《东方》集团总务部经理及保安主任在采访期间发生冲撞，被后者以私人刑事票控殴打伤人及普通袭击罪，结果同样被判罪名不成立。

　　首宗案件涉及整个集团，次宗案件虽以个人为单位，但背后仍须依赖个别机构的支持。前者牵涉言论自由的底线、后者则涉及采访期间遇到的冲突。

　　无论谁胜谁负，两桩案件的审结，显示传媒机构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倾向以对簿公堂形式解决。诉诸法庭虽然较为公平，但费用却较为高昂，非小本传播机构所能负担；而从业员因招惹官非面对的心理压力，亦不足为外人道。所以传媒机构之间矛盾动辄闹上法庭，亦非行内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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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刊》偷拍案败诉 　法庭界定新闻定义

　　九月下旬审结的另一桩案件亦与东方报业有关，但判例因为涉及新闻定义，故此引起行内的关注。事缘《东周刊》在九七年七月刊出一名不知情少女的照片，并对她的衣着评头品足，事后当事人向私隐专员投诉，指周刊在「不公平」情况下取得资料，《东周刊》不服提出司法覆核，认为报道时装潮流也算新闻活动，理应获得豁免私稳条例的限制。

　　但大法官却认为记者随便在街上拍摄几人、批评对方的潮流品味不算是新闻活动，故此，认同私隐专员的裁决，判《东周刊》败诉。

　　此案虽是个别事件，但判例却令前线新闻工作者担心，日后在公众地方拍摄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因为在街上拍摄无可能征得所有人同意；而法庭在这样界定新闻活动，亦威胁传媒机构的自立及对其专业的判断力，所以引来业界的议论。

　　但与此同时，亦有评论指出新闻界不应认为自己有特权判断何谓新闻，不应以为自己的常识与见解，超越其他市民，毕竟新闻记者并非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并不一定比行外人更有识见。

　　总而言之，此事反映市民对传媒的不满已溢于言表，更以行动争取保障其私稳，导致要劳动法庭界定新闻活动，可见传媒的公信力，在公众心目中已十分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