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集」廿年纪录片纵横谈

　　一个电视节目能在处处表现「贪新忘旧」的香港播放了二十年，而且还能保持一班捧场客，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异数。

　　二十年可不是一段短时间，在这期间，我们建多了两条过海隧道、我们拥有了三条地下铁路干线、我们身边的朋友很多搬进了新市镇、我们很快便有一座全新的国际机场落成启用；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铿锵集」由原来采用演员演译个案的戏剧形式，渐变成半纪录、半加插戏剧的体裁，然后再变成全部实录的方式；由最早向观众阐述政府报告书内容，至后来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提出质询及批评；由着重介绍一些老弱残病的个案，至分享当代香港人对社会人生的种种看法。回头一看，「铿锵集」在这二十年的确也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香港电台长寿纪录片节目「铿锵集」播映已有廿年历史，举行研讨会吸引了不少捧场观众。

分享制作经验

　　「踏入第二十一年，除了继续在自己的天地默默耕耘，做好节目外，还有什么好做呢？」「看看其他人怎样做，分享一下别人的经验吧！」一呼百应下，我们于是邀请了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王惠和英国独立制片人 John Edginton，专程来港与我们的同行及同道，分享纪录片的乐趣。

　　王惠首先让观众了解国内电视台制作社会实况纪录片的背景。过往，国内电视台制作纪录片的手法，是先写旁白，然后配上相关的画面。有声音、有真实画面，这便算是纪录片了。但这类纪录片放到国际的影展中或送到外国的电视台，根本没有人理会。直至九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在国际影展中获了奖，大家一下子便像找到了学习的对象，于是「长镜头、同期声」便成了九三年后，国内制作纪录片的一套标准。

　　这种自由派的制作方式运作一段时间后，又发现了毛病。王惠列举一个极端却又真实的例子，有人以港商到国内工作为题拍摄纪录片，镜头由这名商人下飞机那刻开始不停拍摄。观众于是看到他上车、上楼梯、入办公室的情况；接着办公室电话的铃声响起，商人拿起电话筒，说了一句：「喂，打错了。」原文一字不漏的也播了出去，浪费观众时间。

　　去年国内制作纪录片的同行聚在一起研讨时，王惠便提出反自由派的制作方法，她认为纪录片也应该营造。

制作人充当调查员

　　John Edginton 来自英国，作品主要在英国两大频道——BBC 及 Channel Four，以及美国的有线电视播映。他擅长深入调查式的纪录片制作，这类纪录片要求的并不是有闻必录，而是需要制作人做好一切可做的资料搜集，然后抽丝剥茧找出头绪来。当中那些证据可信？那些资料可用？完全靠制作人的判断和铺陈。

　　不过据 John 的经验，他说现在的观众已不满足于平铺直叙的说故事方式。尽管已做足了资料搜集，制作人还是要考虑如何去吸引观众收看这实际问题。因此他努力尝试把剧情片的手法融入到纪录片的制作。于是，我们在 John 带来放映的作品——Mumia Abu-Jamal: A Case for Reasonable Doubt——看到被访者的访问当中，穿插着事发现场的画面；制作人刻意营造的镜头，衬着低沉、神秘的音乐，带领着观众去看一宗受到不公平审讯的案件，在疑点重重下，被告十四年来只能坐在狱中做一个待刑死囚。

　　浸会大学传理系讲师聂依文看完此片，称赞此片充份表现了传媒可发挥的震撼力。制作人扮演了调查人员的角色，把搜集得来的证据，陈列在暂时充当陪审员的观众面前。

纪录片的处理手法

　　王惠也带来了北京电视台制作的一套反映老人生活的纪录片——「屋外有蓝天」。这是去年北京电视台联同国内其他九个电视台共同制作的系列片。十个电视台约定在九月的一个星期内，各自拍摄一个老人的生活实况。

　　三十分钟节目内，我们看到一个热爱中国足球队的老球迷，他唱戏唱得不好却还很喜欢唱，他坚持拌调芝麻酱一定要慢慢地调，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却还不愿意节制饮食；但是，制作人透过这老人家想表达什么讯息呢？节目中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据王惠解释，国内观众对带有强烈观点的节目已感到烦厌，因此近年拍摄纪录片的都力求不用旁白，特别是带有引导性的旁白和提问，索性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好了。

　　台下观众看完讲者带来的两部片后，有人提出 John 处理节目的手法煽情；有人觉得北京电视台的节目虽然力求客观，但其实在挑选片中的主人翁时，已带有强烈的观点。处理纪录片需要客观，还是可以主观？这个永远没有追论的问题，又再一次被人提起，为什么每次谈到纪录片的制作，都一定少不了这个问题？

两点题外话

　　刚才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题外话，事实上这次研讨会还有两点值得一记的题外话。

　　一、香港回归中国，强调香港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却原来变的是中国大陆。国内同胞要来香港，变得比回归前更难，审批手续变得连国内有关的单位也搞不清。于是，我们两个半月前发信邀请上海电视台的同行参加研讨会，讲者答应了，但来港的申请书一个单位转一个单位，到举行研讨会的那一个星期，手续还没呈到对口的单位。

　　二、举办这次研讨会，原想广邀各大专院校的新闻或传理系学生参加，藉此提高他们对纪录片的兴趣。向老师们打听学生的意愿时，得到的答案颇令人诧异——「星期六学生会很忙，赶着兼职去，时间不大好。」「用普通话进行，学生听讲的能力普遍不好，没有翻译的话，他们不会去。」「你做学生的时代，我作为老师敢说大部份学生都有兴趣；现在这一代嘛，真的很难说。」结果——他们真的令我们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