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与广播的地位

1998-04-15

  香港的广播已经走过七十年的历程,这段历史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广播几乎同步。广播是人类文明史上值得骄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它是人类传播进入电子传播时代的标志。

  从二十年代至今,中国广播已有七十多年的发展史。这七十多年的历程中,广播首先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向传统的平面媒介挑战,与报纸各领风骚,平分秋色。然而电视的崛起使广播面临着新的挑战,形成传媒界三足鼎立,魏蜀吴分庭抗礼的局面。应该讲,广播有过它的辉煌,也有过它的式微,然而好在它能不断顺应时代的进步,凭籍科技的融入而完成一次次令人瞩目的自我嬗变。

黄金时段的调整

  电视虽然发明诞生于三十年代的中期,但是其时广播正处于颠峰时期,而电视则处于酝酿成熟期,所以对广播构不成威胁,广播独领风骚一直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电视开始向广播全面挑战,加之其他娱乐形式的发展,使广播开始转移高地,广播的黄金时段悄悄发生变化。

  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比之稍晚一些,但趋势类同,原来广播的黄金时间是人们下班后的晚间,当时收听率最高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时间是晚上八点,凡有重要消息一般都是在这一节目时间向全国播放,然而现在这档节目早已被电视冲得转移阵地,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仍然是全国收听率最高的节目之一,但它已转移到早晨六点半,把晚上的八点拱手让位于电视台。现在清晨成了广播收听率的最佳时间与最高峰值,早晨听广播,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这似乎成了中国城市人接受传媒新闻的一种模式。

  就中国大陆和上海而言,广播一天的收听率峰值表表明,广播收听最高峰在早晨,其次为傍晚与中午,再其次为深夜。现在收听深夜节目的人数越来越多,在东方广播电台开播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上海零点以后是没有广播的。自从东方电台开设了廿四小时的直播以后,深夜的节目开始走红,从零点到凌晨六点的「相伴到黎明」节目约拥有三十万相对固定的听众。

  广播的这种生存时间的调整与转移是伴随着城市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广播是最灵活的媒体,它最适宜变化,所以只有了解听众市场、适应听众市场,并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才有广播的前程。这一点对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广播人来讲越来越体会深刻。

广播化与对象化

  中国自从一九九二年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以来,这方面的转轨非常之快。市场经济这一种经济形态是建立在对信息的大量需求与快速传递的基础之上的,商品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金融市场、文化市场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因此成为资讯信息高度密集、文化娱乐高度活跃的区域。市场经济的培育水平越高,对信息量和娱乐欣赏需求量以及传播速度的需求越高,这都为城市广播的拓展营造了广阔空间。在中国大陆目前一千多家电台中,城市广播电台约占四成,而这些城市电台实际上往往由数套调频和调幅构成,这就形成了城市广播百鸟争鸣,百家纷呈的兴旺局面。


九二年开播的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广播改革浪潮。


  那种过去面向诸多区域的大规模覆盖的电台随着城市化倾向的加剧而开始裂变,这种裂变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爆发。横向裂变是广播的地域性概念越来越强化,小规模的社区台和城区台不断崛起;纵向裂变是广播的分类即对象化越来越清晰,广播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窄播,于是各种专业台如音乐台、交通台、谈话台、资讯台应运而生。

  广播生存空间的变化之二是广播越来越依赖与占据流动空间。广播接受的灵活性、应变性、随意性、兼容性正是广播随形如水的优势。它可以允许接收者一心二用,这对现代人来讲至关重要。现代人很少会闲定下来静心屏气全神贯注地听广播,他们听广播时往往伴随着其他动作。显然,在这方面广播的优势大大超过电视和互联网。

加强相互交流

  在中国广播生存方式的变化最为巨大。过去中国广播是有一套严谨有序的导播流程,而正因为这套流程使广播缺乏了亲切与生气。

  中国大陆八六年以广东珠江台为标志的新一轮广播改革浪潮,和九二年以上海东方台为标志的又一轮广播改革浪潮,使中国的传统广播模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很快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播模式接近。大板块、主持人、直播运作、热线电话、听众参与,这一切手段都在广播里充分运用。

  广播主持人的出现使原先广播的播报式改为交谈式聊天式,广播增强了个性色彩。人类的传播行为既是相互传递信息、共享信息的过程,更是彼此交流情感、沟通情感的过程,大众传媒需要受众,而自身又不具备强制受众接受的权力,那么在提供信息满足受众对信息需求的同时,给予一种人情味和亲近感。主持人是充当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他将大众传媒人格化个性化,最终帮助传媒侵入人心从而「俘虏」受众。这是广播电视相比较报纸杂志而言的传媒优势,也是相比较以后出现的互联网络的优势。然而相比较电视而言,广播的主持人虽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遗憾,但更有得天独厚之长处,就是他(她)可以取得听众的即时介入与当场反馈,一根热线可以联络千万户家庭,它将广播的接受变成一个空中无形的客厅,这个客厅是敝开式的,谁都可以随便进来坐一坐,聊一聊,这是多么富有人情味的场所,这种播出方式的变化是广播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广播人的责任

  广播是一种信息产业,中国自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真正重视广播作为信息产业的经营和市场开发问题。作为信息产业实际上也就是一项服务性行业,因此从信息的传递到音乐的配置,广播一定要构架整体的服务格局,这也是广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凭托。对服务行业来讲所有的竞争说到底即是服务质量的竞争,谁如果能够根据用户(受众)心理提供最佳最有诱惑力的服务,它就是竞争的优胜者。

  服务自然需要迎合,但迎合的同时还需要引导,这里就牵涉到电台以及广播文化在整个城市文化中的定位问题,也牵涉到广播人的责任。如果一味去迎合那就难免使广播节目流俗与媚俗,出现品质趣味都低下的节目,大众传媒担负着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培养与薰陶公民素质,抵制负面文化,防止人格卑下的职责。因此广播不仅要服务听众,娱乐听众,还要培养与提高听众。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开放的过程中,为了争取市场赢得收听率,往往会出现对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价值认同,这种文化价值取向是与社会不利的,广播人有责任对一座城市形象以及市民心态进行重塑,某种程度广播代表着城市的声音,是城市人心灵滋润的甘霖,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服务。比如说谈话类节目的开设,吸纳听众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进行讨论和评头论足,这是培养市民的主人翁意识,拓展和疏浚城市言路的一种高层次服务,而市民在表抒与参加这种讨论时又传递了大多数人的一种主导倾向,这又起到了一种灵魂重塑,精神引领的作用。不管如何即使在充满物欲与诱惑的社会里,广播人一旦当它的声音融入这个开放的电波世界,他就成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就自觉与不自觉地承担着社会责任。在为千百万听众服务的同时,他(她)要对千百万听众负责。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台长陈圣来应邀出席「跨世纪华语广播研讨会」,发表论文。

适应时代迎接挑战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从三岁看八十」,意即是从一个人的过去能看到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能看到他的将来,对广播亦是如此,从广播的过去发展可以看到它的现在与未来。与其他传媒相比较,广播可以说是可塑性最大的媒体之一,发展七十年来,从它的外形到内质都在顺应时代不断变化。可塑性强是广播人适应时代变迁而采取的应变行为,也是广播人进取心的充分体现。设想如果广播不与时代同步,还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保持自己一成不变的样式,它能在激烈竞争的传媒市场争得一席之地吗?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最有效、最直接的交际形式和交际工具,而广播是这种交际形式的最适宜的载体,无论社会变革、科技发展如何,这种基础不会变。因此卫星传输也好、音频工作站也好、国际电脑网络也好,对广播来讲绝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次机遇,它们将为广播插上新的腾飞的翅膀。例如已经裂变的广播会否在这种新技术面前完成新意义的众变,各地区的电台通过卫星与网络能否形成互相互组,既彼此独立又融汇一体的广播网。上海东方电台原来已与美国洛杉矶的双城电台、与日本大阪放送等有着跨越大洋的同步播送,那么将来通过卫星与互联网络,使更多区域性的电台变成国际性的电台,地球真的成了地球村,这并不是没有可能,届时各种频率资源、人才资源、节目资源乃至广告资源得到整合与重组,这将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

  当然一切预见都为时过早,问题是树立信心,迎接挑战,广播还将大有可为,广播人当自信、自重、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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