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界定香港广播政策

1998-08-15

  特区政府将于九八年底进行 一项有关电视政策的检讨和公开谘询。特区政府还没有正式公布谘询文件之内容与及谘询的方法,但从过去政府处理广播政策的态度与方法,我们相信是次检讨的范围将会集中以商业角度界定,而谘询的对象都会集中在所谓的业界人仕。

  过渡期间,广播政策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策项目,再加上中英之间的不信任,负责的政府官员,常常有一种不变应万变、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之心态,否决港台公司化、否决成立公共频道 (Public Channel) 、公众频道 (Public Access Channel) 、否决开放有线电视市场 (Cable TV) 等等之决定已反映了决策官员之过份小心心态。这种心态导致了香港目前的广播政策出现了与科技、与社会、与经济、与政治、与文化严重脱节的情况,而电视政策正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建立知识型社会 开发民间创造力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港府常常强调其角色是积极不干预,但在电视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干预情况。政府透过发牌的数量,干预着香港电视的营运环境,间接培养无线电视成为一个「垄断」电视市场的广播机构;间接鼓励有线电视在没有竞争对手之下,缓步发展;在处理港台公司化方面,更采取一种鸵鸟政策,漠视目前港台在政府架构以内,所产生的种种人事编制营运方式社会的问题。故此,是次电视政策检讨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考验新成立的资讯科技及广播局的文化野视和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更提供了一次机会,让我们从香港长远发展利益的角度,重新界定目前落后和反智的电视政策。

  香港目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特首常常提出香港经济必须转型为一个高增值、高科技为主的经济模式。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理解高科技、高增值的定义,与及香港在这方面实际的潜力。电视工业正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电视作为一个工业,对整体社会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文化∕意识型态的影响,一方面要经济方面的影响。

  正如行政会议成员梁锦松早前在一经济论坛指出,要维持香港经济方面的竞争力,香港必须转型为一个知识型社会 (Knowledge-base Society) ,而建立一个知识型社会,必须要以一套开放具进取性和具国际视野之广播政策配合。目前政府的政策只着重电视的「低级趣味」、「无伤大雅」的低层次娱乐功能,而忽视了电视作为一个文化工业,必须具备启发多元思考、鼓励多元创意,与及推广知识的功能。故此,香港未来的电视政策,必须要更开放,必须要鼓励更多不同形式、不同种类和意识形态作比试∕交流,开发民间的创造力。

加强运作透明度 迈向成媒体中心

  政府可能会以保护市民利益为理由,拒绝把目前电视决策和监管权开放和下放,但香港作为一个讲求理性和法治社会,市民大众是有足够的能力参与有关电视和广播政策的制订和监管。故此,特区政府必须重新界定广播事务管理局的角色与功能,加强其运作透明度、专业性和代表性,改变目前被动和黑箱作业的运作。


香港如能制订一套成功的广播政策,绝对有条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广播媒体中心。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香港绝对有条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广播媒体中心 (Media Centre) 。首先,香港政府是亚洲区内少数尊重言论自由,和设有一套健全法制的城市。在人材方面也非常充足,再加上香港是一个自由港,拥有足够条件吸引全世界和全中国的传媒精英来港工作,若果香港能够成为世界媒体中心,将会推动一系列高科技、高增值行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电视工业、音乐工业、设计、软件产品、广告∕市场推广等等具发展潜力及创造性工业。而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将对中国的媒体提供很多宝贵的参考资料。若果香港能成为世界媒体中心,对中国只有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可以与美国为首的传媒跨国性机构进行建设性竞争,另一方面更可以为未来的传媒事业,提供更多的发挥。

  目前香港缺乏的是一个具学术水平、世界水平和专业水平的政策研究机制、一套真正能够深入地吸纳不同背景阶层的谘询方法、一套真正鼓励多元化、鼓励竞争、保卫言论自由、配合科技发展的法例。

设订发展蓝图 完善软件基建

  近几年台湾、新加坡、日本都分别发表了其广播资讯发展蓝图,目的都是希望成为廿一世纪的世界媒体中心,香港在这方面目前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蓝图,故此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地方的计划和经验,发展香港未来的广播资讯发展蓝图。要设订这份蓝图,要确保这些蓝图能够真正落实,特区政府必须要从「正确」的方法落手。先前提出的三个「没有」,正好反映了香港在广播政策制定方法方面缺乏系统的问题。一套成功的广播政策,不单止需要一套完善硬件基建,更需要一套能够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软件基建。

  硬件基件比较容易理解,软件基建可能比够抽象,但实质来说可以很具体。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行政制度、决策制度、评估制度都是软体基建。香港广播政策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先进的硬件,而在于软件出现问题。只要我们比较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处理广播政策的软件基建手法,我们会发现香港在这方面的工作,意识上缺乏文化视野、文化深度,方法上盲目守旧、自我封闭。故此,香港的教育政策没有引入传媒教育 (Media Education)的概念,大学方面绝少人从事与香港相关的传媒科技、文化历史和政策之研究。香港的「官定」民营广播机构大部份以观众口味为名,提倡一种反智无知的意识型态。这种情况若果继续下去,香港可以成为知识型社会吗?香港可以转型为知识型经济吗?

  这些指责,并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一种现象。这种反智与无知的社会风气,正在破坏香港的深层架构。董建华和大部份香港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都感觉到,但是他们如何处理这种现象、如何改变这种现象,这次电视政策检讨将会提供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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