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狭隘 操守贫乏 ── 香港传媒作茧自缚的困局

　　上水天平村近日发生的家庭 伦理惨案，在主流传媒的导引、催谷和炒作下，已变成一场热哄哄的舆论审判闹剧。大家对堕楼身亡者的根由依然莫名其妙之际，不少传媒已急不及待，以捕捉「珍禽异兽」的眼光，描绘死者遗夫陈健康的乖行异举，彷佛要把账都算到这位传媒眼中的「人办」身上。

拿「人办」来泄愤

　　这宗三人身故的家庭惨剧，相信闻者也动容。一名家庭主妇堕楼轻生之前，竟把两名亲生儿子先后抛落楼致死，实在有违常理，公众除了不明所以，也难免忐忑不安。只有解破这宗惨剧之谜，整个社会才能记取教训，大家心中不安之情才能得以纾缓。从分析事故、纾解民情的角度看，传媒大举跟进报导并无不妥。

　　不过，由事发至今，不少传媒都仅仅盯住陈健康，显然希望从他身上找到答案，以满足社会大众的期望。在连篇报道中，陈对妻儿身故显得无动于衷，并且寻欢作乐如常，传媒虽然没有直接明言他是家庭惨剧的罪魁祸首，但讯号却清楚不过：责任非他莫属，必须穷追猛打。

　　从报章到电视，这类讯号不断流传，也不断加强讯号的强度，大家逐渐忘却寻根究底的原意，忘却陈健康只是探究因由的一条线索，一味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人其事。既然其人可厌，其事可恶，大家看来不必再问因由，传媒也好，受众也好，大可视他为问题之源，尽情宣泄不满，也排解心内的不安，求取心理平衡。换言之，陈健康做了众矢之的，让民众泄愤，传媒也就有效地为大家减压了。

　　尽管有了陈健康，我们有了迁怒的对象，藉此可以疏导一下不快的恶感，但若说了解事实真相，记取当中的教训，上述的报导只是鸵鸟的做法。不错，根据传媒的报导，陈健康闻悉噩耗，面不改容，无怨无悔，还北上寻欢，左拥右抱，甚至显得有点乐不思蜀，也就难免令人感到不寻常，看得不舒服。也不错，这样肆无忌惮的行为举止，公然践踏社会道德规范，必定招人反感，也叫人联想到其妻子饮恨而终，自然与其个人生活作风有关。无疑，陈健康个人匹夫有责，但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难道惨剧是女人嫁错郎，命途多舛的必然结局？

一宗伦理惨案，由传媒导引成一场热哄哄的舆论审判闹剧。

人间猎奇多于社会探讨

　　事件由始至今，仍未见有完整的报导。不少传媒决心爆棚，立案追踪陈健康，纪录他的一举一动，却从不认真去追溯事件的来龙去脉，寻找悲剧的因由。究竟夫妇及父子关系如何？婚姻关系何时遇上波折？婚姻触礁的关键何在？我们惯于抢快报导，即场即时搜集道听途说，以耳代目，人有我有，却鲜有细心掌握各方提供资料，耐性重组历史事故因由，可见问题不在于报导煽情，而首先在于根本没有认真报导，连与案有关的基本事理都欠缺详尽交代，却舍本逐末、巨细无遗去报导案发后男事主的举动，让这些后续 (follow-up) 故事盖过或代替事件前因的探讨。

　　同时，婚姻和家庭出现问题不仅由于个人的贤愚贵贱，也取决于社会因素。家庭辅导服务僧多粥少，感情受困的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倾诉无门，更不要说得到社群或社区服务机构的实际支持。加上妇女对丈夫的经济倚赖，物质上不能自主，令妇女在婚姻关系之中处于被动，而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男女地位悬殊，女性对男性的从属角色牢不可破，女性面对逆境只能逆来顺受，独自承受无比的压力。

　　这些社会学的皮毛当然不能代替具体而微的深入分析，从而确定这些因素与今次伦理惨剧的的因果关系；但若欠缺这种社会学的想像力，新闻报导只会被自己的直觉（坏男人好事多为、包二奶惹的祸等等）或眼前现象（「人办」北上寻欢）所牵引，只能是见树不见林，结果既无法确切了解今次事故的社会因由，也无法通过今次事故去掌握社会潜存的类似问题，更不要奢望提高社会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和关注，从而想方设法，合力致力改善家庭伦理关系。

道德警察监守自盗

　　相反，不少传媒对今次事件的报导往往以个人的悲剧开始，以个人的闹剧告终。传媒不从社会的角度正视事件产生的原因，也没有指出社会的潜在问题，却把眼界不断收窄，把社会问题个人化，甚至以个人的德行操守去解释悲剧的一切。在一窝蜂的「人办」报导下，新闻媒介彷佛假定了母子同归于尽、以死抗议是必然的结局，却鲜有质疑这种自毁毁人的做法，也没有趁今趟机会深入讨论妇女面对婚姻破裂时应抱的态度、可有的选择，并且检讨现有的社会支援是否足够。简言之，传媒没有以小见大，通过今次惨剧，反思社会，探讨人生，开导市民，反而极尽简化的能事，把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看成无良市井失德败行所致，传媒引导社会深思和培育公民意识的积极角色，也只有让位给警恶惩奸的道德打手。

　　更不堪的是道德警察的监守自盗。有些传媒急于求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人办」提供现金和镁光灯，锲而不舍地制造新闻，以充分显露其「人办」本色，也好让道德警察做得理直气壮。但无论新闻表演得如何投入，报导内容多么令人动容，这些只能是假新闻，因为新闻记者早已介入（甚至策划）事件，影响甚至决定事态的发展，记者参与其中，再报导其事，这种自编自导之作，与新闻报导风马牛不相及。

　　二十年前，本港新闻界也曾出现记者（或其朋友）在街头自扮扒手或垃圾虫，再由摄记现场拍下「作案」或「作恶」实况，用作独家图片，料不到在二十一世纪关头前面，历史又再重演。过往只给行家讪笑的手法，今天却可大行其道，无耻无羞。

　　二十年来，报业较前更有规模，科技日新月异，印刷日趋精美，记者资历和学识亦较前有进，但新闻道德却如此不济。物质的昌盛并未提高报业视野和道德操守。文明向前进，专业往后走，我们究竟欠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