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数位汇流下华文传媒合作之理论与实践

　　面对现今的数码洪流，海峡两岸四地的华文媒体代表 9 月中于台北以「21世纪数位汇流下华文传媒合作之理论与实践」为题，从传统媒体应如何对转型、探究成功的营运模式、华文媒体在数码汇流中的社会责任与合作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广泛并深入的探讨，笔者亦有幸能够出席今次研讨会。由于笔者多年来都是从事前线新闻编采工作，对前线新闻工作者如何面对转型，如何在适应转变过程中坚守专业等部份深感兴趣，此行听取了不少两岸四地传媒同业先进及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分析，希望藉本文略作整理，与读者分享。

　　在数位汇流之下，大部份出席研讨会的媒体代表都同意，传统媒体要「变」，但这个「变」字执行起上却殊不容易。大家认同的基本原则，是传统媒体不应被牵着鼻子走，需要寻找合适定位，发挥固有优势，坚守专业操守。

媒体运作模式的根本改变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苏钥机教授于论坛上，总结了过去几年欧美传媒在数码化之下转型的经验及实践。得出有12项趋势:

• 24小时高速运作
• 影音媒体成为主流
• 报网合一讯源统管
• 多种平台多种受众
• 流动媒体日益重要
• 社交媒体成新支柱
• 策展内容增竞争力
• 网上内容渐趋收费
• 网上网下分工互补
• 跨媒体伙伴经营
• 增值服务寻找定位
• 科技记者一专多能

　　苏教授的分析，可说是概括了目前传统媒体面对的大部份问题。

　　以往无论是纸媒还是电子传媒，都有所谓死线(Dead line)，记者往往只要看着死线工作，就已经足够。但现时几乎所有媒体都有网上版，变成每分钟都是死线，而且全天候24小时不停运作，有新的内容一定会抢先在网络发布，之后再照顾传统的「载体」，如报纸，杂志等等。基本已经没有截稿时间的观念，这是前线新闻工作者需要适应的。

　　为了应付新媒体的挑战，部份传统媒体如中央社就在今年初引入了大编辑台中央厨房的概念，在新闻部成立数位新闻中心。台湾联合报系更加制定了「数位优先」的基本策略。除了成立数位新闻中心负责即时新闻之外，更成立了「编辑部数位制作人中心」，打破以往编辑台分工模式，透过读者的回馈，来判断市场对什么新闻接受度高，再回过头来向记者「点菜」。

　　另外为迎合市场需求，配合受众阅读习惯的转变，媒体在内容上亦有明显转型，图片，影片比例大幅增加，文字变得越来越短。不少媒体甚至开发多元化的内容，透过叙事方式的改变，呈现资讯图表(Infographic)及时间轴(Timeline)等等，成功吸引受众的眼球。

　　中央社商情新闻中心主任许雅静在论坛上，就以中央社针对乌克兰问题制作的「三分钟懒人包」为例，指出中央社以简报型式，将一向艰涩难懂的国际新闻简单呈现出来，结果吸引了超过40万点击率。反映出受众在接收资讯上的转变和取态。

　　除了内容，媒体平台亦面对着巨大的转变。目前各新闻机构都不会只停留在原有的发放模式，最少都会有个网上版本。一些较为进取的媒体，更会发展多个不同的资讯发放平台，在内容上亦针对着这些平台「度身订造」，务求让读者有好的阅读体验。

记者角色转变

　　对传统前线媒体工作者而言，新媒体带来的冲击，绝对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

　　数位汇流令记者的角色产生重大转变，记者不再只是做访问、写稿，更加要拍照、录影、剪接，甚至制作资讯图表(Infographic)。传统印刷媒体记者与电子传媒记者的界线亦越来越模糊。大家都要有跨媒体的技能，基本上是把记者、摄影师、设计师、电脑操作员等职务集于一身。

　　令记者成为多面手(Multi-tasking)亦衍生不少新问题。笔者同意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李玉莲于研讨会发言时所指，在新闻室不容易找到一位记者样样皆精。当记者要同时兼顾几样任务时，就会容易出错，报道亦很难维持高质素，加上之目前新闻往往讲求快，讲求即时，记者更加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去求证，编辑亦难以做好守门人的工作。传媒公信力一旦下降，读者就会流失。传媒机构在安排人手调配时，必须要慎之又慎。

　　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冲击却是来自社交网络媒体和所谓「公民记者」。

善用社交网络平台

　　不少媒体代表与学者在是次论坛发言时都特别指出，社交媒体拥有即时传播与及意见讨论的互动性功能，是目前传统媒体争取的主要战场之一。不少传媒机构纷纷开设了各社交媒体平台的官方帐号，并使之成为接触受众的常设手段。

　　中央社商情新闻中心主任许雅静援引美国新闻协会及美联社于今年3月做的调查指，Facebook成为18至34岁世代看新闻的主要来源，88%受访者经常在Facebook上看新闻，鲜有到特定的新闻网页上浏览新闻。

　　据许雅静介绍，台湾人特别喜爱用Facebook，活跃用户达1500多万。媒体都投入一定人力或编辑经营这些社交网络平台，甚至透过不同的促销活动，来增加「粉丝团」的曝光率。当中以《苹果日报》拥有220万Facebook粉丝，成为台湾媒体之冠。

　　但在媒体积极融合社交平台，争取建立影响力的同时，大量由用户产生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 亦相应进入了主流传媒。现时记者会在社交网络上寻找新闻题材，甚至对一些网络上的消息作出跟进报道。许雅静形容，去年发生的太阳花学运，当时占倾立法院的年轻学生，凭借一双拖鞋，一台iPad，将实况透过免费网络平台Ustream直播传送，与主流媒体进行一场新闻战，更让媒体经历一场震撼学习。

　　浸大新闻系系主任李玉莲在论坛上亦指出「新闻从业员不能再垄断新闻业，而是与大众分享新闻拥有权……新闻故事不再是终产品(End Product)，而是社会对话的开始……在这个数码时代，新闻室纵向而言，除了专业记者和编辑，还加进了公民记者，博客及自雇记者」，但当人人都是记者的时候，还需要专业记者吗?

人人都是记者，还要专业记者吗?

　　「当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同一项责任时，这个责任由于没有专人负责，便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浸会大学的李玉莲指出，过去新闻由专业的记者及编辑制作，他们负责履行专业操守，所以传媒伦理(media ethics)是一个专业概念。但在人人都可以做记者的科技时代，这种传媒伦理就演变成为一个公德概念了。最常见的缺德行为，就是「起底」和「抄袭」。

　　中央社的许雅静更加指出，台湾媒体为了吸引点击率，转载率，呈现出新闻碎片化，求快不求证的乱象。她援引去年台湾顶新劣油案中，有媒体为求领先，在法院未有判决前，抢先报道被告魏应充被羁押，并透过手机APP推播，当时在庭内听审的不少记者如坐针毡，为免在新闻战中落后，纷纷跟进，结果却是法官判被告保释，只有一家传媒机构等待法官判决4名被告交保后才发稿。其他误报的记者为了抢新闻，结果没有坚守新闻专业。

　　许雅静亦批评，台湾媒体在「点击率为王」的环境下，衍生了大量内容低俗化，同质化的现象，她引述台湾网友揶揄媒体的流行语「如果不好好念书，长大就去当记者」。听了她这番说话，笔者心中亦不是味儿。曾几何时令笔者引以为傲的「无冕皇帝」竟然落得如斯评价，媒体经营者以至前线从业人员又怎能不认真地深深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