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讯源关系复杂

从「社会真实」的层次来看，纵然是挖掘内幕的调查报导，也都是先有了「新闻事件」，然后才有「新闻」的呈现的。在传统观念上，新闻学者都认为，将新闻事件转化成新闻的「工序」，一定要包括观察、访问和档案资料的对比与运用。观察和访问既是一种查证的过程，也是记者专业的「问责」机制，标志着新闻----一个特殊类型的知识信用效度，故而相当重要，几成新闻工作的灵魂。在这种情形之下，「消息来源」不但成了「新闻体」的标准内容和呈现方式，也是新闻业界的一项功能性需求。

从事采访的记者，理论上，应该是一位典型的观察者，在客观报导大帽子下，他们日常的专业标准动作，通常只被期望、界定为描述别人所定义的议题、别人所提出的问题、别人所提供的答案、别人所采取的行动和别人所遇到的冲突等等；因此，就实际的新闻本质而言，记者在履行专业工作和任务的时候----尤其是无法亲临新闻事件现场当儿，就必须冒　「没脑筋」、「文抄公」、「有闻必录」、懒和推卸责任等「指骂」，极度依赖新闻来源 (通常也就是讯源)，以取得媒介内容所需的大部份知识，以及其权威性与认受性。

所以，你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工作成果，只是一种「二手货」的「媒介 (或符号) 真实」，但在第一线的记者，则无论怎样说，都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to inform），来知晓新闻事件内容，已是不争的一种例行化的作业方式或仪式。无疑一般来说，这种「告知」，固然可藉由档案资料而取得，也就是所谓的「借用新闻」，从网络资料库取用资讯 (是谓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CAR)；但是，大多时候和大多数的新闻，记者必须和各方面、各层级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保持密切的人际互动关系，而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消息来源与记者之间，自觉或不自觉地透过新闻和曝光率，彼此不断地交换所需----所谓的采访路线 (beat / run) 于斯底定，「制造」新闻 (news making) 的基本过程，亦于斯始焉。


各取所需的交换关系

记者和消息来源交往，当然是叫嚣着为社会大众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而服务，以社会公益 (public interest) 取得执行专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要求消息来源合作，提供所询新闻的内容。然而，不幸地消息来源因为正正处于此一关键性枢纽位置，却大有机会，猛搞把戏，操纵消息，玩其媒介策略，以遂其本身或事件利益。记者与消息来源关系，由是治丝益纷。

美国社会学者甘斯 (H. J. Gans) 以为消息来源 (source / attribution) 就如舞会中跳探戈的男男女女，彼此都想接近对方，彼此也都有引导对方的机会，但消息来源引导记者的机会较大。故另一位学者贝尔 (D. Bell) 更曾极端的以为新闻者，「乃是权威消息来源告知新闻工作者的事实。」也就是说，具有社会真实建构意义的新闻成品，是记者与消息来源协力合作的成果。

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国新闻学者佳白 (W. Gieber) 与强生 (W. Johnson) 两人，即从研究中，归纳出「对立」（正常关系）、「合作」（一般性关系）与「同化」（危险关系）三种模式的「消息来源与记者人际关系」。一九七三年时，学者罗斯科 (B. Rosho) 更进一步指出，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可以作如下x述：

（一）两者是一种各取所需的交换关系，各得报酬希望双赢，彼此会用「套交情」(即所谓之hobnoblery journalism) 来彼此「疏通」；

（二）记者愈无法直接观察、接触事件，愈会依赖消息来源；

（三）新闻事件本身愈杂乱或愈专门，记者就愈需要寻找消息来源 (例如，学者专家和旁观者)；

（四）两者有时会处于紧张或对立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消息来源往往有自我宣传意欲，而媒介在人员、组织和编辑政策把关之下，却未能满足其「予取予求」算盘；而记者在追求事实过程中，有时则难免对新闻来源有所开罪。

两年后，古宁 (J. E. Gruning) 与肯特 (T. Hunt) 两人，再提出「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补充此一说法，指出新闻媒体系统与消息来源互相交往时，双方皆有自己的目标与策略，彼此更会不断地修正执行目标、方案，来适应实际的情况需要 (双赢？谁赢呀)；因此，媒体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是视情况而定的，换言之，即视媒体系统的特性、目标、环境状况 (及运作) 而定。


媒介控制权与自主性

从媒介言说的理论来看，之所以有记者 / 讯源理论之衍展，实源自于自由多元论 (Democratic Puralism) 与马克思主义 (Marxism) 两大门派对媒介功能、定位、定义及沉思之不同观点与角度。

例如美国传播学者科伦 (J. Current) 指出，「自由多元论」是说：「社会是由互相竞争的复杂利益团体所组成，故没有任何团体可以长久处于主导地位。媒介组织享有相当的自主性，不受政府、政党及压力团体干预。大众传播媒介被期许为反映真实的场所，不得有任何扭曲。媒介的控制权，掌握在具有自主能力的管理精英者手中，媒介专业人员，亦应享有相当的自主性 (是说媒介相对自主，即所谓的市场模式) 。」

而另一位传播学者康纽尔 (I. Connell) 则解释这环扣的「马克思主义」时说：「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主控社会，媒介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环，不同的阶级观点，在媒介互争长短，但最后的控制权，仍无可避免地，逐渐集中在垄断性的资本家手中。媒介内容，是由社会里统治者政治及经济团体所塑造和操纵的，以期将现状合理化。所以，媒介是扩音器，其所反应的是一种「假意识」，被利用为强化统治阶级的想法。媒介其实是一面扭曲事实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所反映的事实是不正确的 (即所谓之镜子理论，mirror metaphor)，而媒介专业工作者，却自以为享有自主权，殊不知主流文化及意识形态，却早已悄悄地在它们当中同化（即是所谓媒介决定论，又称操纵模式）。」


竞争性共生模式

满肚子计算的消息来源，想尽办法攀上媒介 ，诚如哈伯马斯 （J. Habermas）的公共空间概念所强调----媒体是各种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的角力场所，也如贺尔（E. T. Hall）所强调，媒体是各方利益竞争的所在；而在工作重担下生活的记者们，则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尽显神通去掰开消息来源的口，正如侯亭（J. L. Hulteng）所云的通通患上严重的狼群并发症（wolf gang syndrome） ----记者像老虎，不喂饱他就会咬人，食人鱼并发症（piranha syndrome）----记者一嗅到血腥 (新闻)，讯源就不得安宁，以及官方消息 (放话) 并发症----不管真消息假消息，出得你口就是好消息，也就是盲目奉威权为圭臬，不知查证为何物。加上狗仔队之令讯源风声鹤唳，提心吊胆，消息来源与记者关系，由是烽烟四起！

渥夫斯菲德 (Gadi Wolfsfeld) 终而把两造这种隐约可说 / 不可说之关系，发展成「竞争性共生」 (Competitive symbiosis) 模式的说法，认为新闻工作者与消费来源之间关系，是一种彼此利用、互相依赖的过程，而在这一「交往」的过程中，记者与消息来源双方，都拥有某种「社会权力」，当中新闻媒体已衍变成不同消息来源之间，以及消息来源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角力场所。他进一步指出，引起两造角力的因素，在于某方能满足对方需求的「量度」 (strength)，以及某方受制于对方的「困境度」(vulnerability) 这两项因素。他认为消息来源与新闻工作者两者之间，都会不断地对量度与困境度作出诠释----一方面是消息来源不断地使用各种把戏，希望影响新闻工作者本身「框架」，使之有利于自己或所属组织框架；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却想捉到消息来源的「痛脚」，这也是记者工作的难处----他得从每日各种新闻事件中，不停地作出分类、选择、解释和分析，而最后，却又不得不依赖消息来源，以得到资讯的确认，然而，不管怎样拗扭，两个不同框架互相影响、彼此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公共传播的面貌。

所以，举凡谈及记者或媒介的表现或争拗时，实应进一步平心静气地深思记者及媒介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从实际运作层面，是一个双轨对向的思考值----从记者的角度来想，他选择哪些人作为消息来源 (讯源)，要他们的哪类、哪些消息 (资讯)，如何同消息来源建立互动关系，而仍能保持一己自主性 (甚而自尊)，却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想讯源提拔，作为自己晋身的踏脚石是另一回事；而从消息来源的角度来思考，则记者为何选择他们为特定消息人士作为讯源？选择、引用他们那些消息？「玩」那些消息策略较为有效？对那些记者（媒体）有效？则已直情牵涉及他们的「公关艺术」（议题建构能力） 了。消息来源与记者关系，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