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台新闻人员的蜕变

研究动机与目的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三个华人社会正处于政治经济变迁的转型过程中，新闻媒介也面临市场压力与角色调整的双重考验。在整个一九九零年代之中，大陆推行经济市场化，但严格的国家控制方兴未艾，媒介俨然兼具争取市场利润与扮演党政喉舌的角色。香港媒介从港英殖民统治的自由秩序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刮起阵阵自我审察和打压新闻自由疑云。台湾媒介告别威权统治，投入另一场市场恶性竞争。两岸三地是「文化中国」的组成部份，政经关系充满矛盾与冲突，但也有利益休戚与共、文化相濡以沫的地方。新闻人员既盖上社会文化的烙印，是体制的维护者，也可是体制的颠覆者，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政经变化的一麟半爪。我们的研究旨在分析比较三地新闻人员的社会经济背景、专业特质、对媒介角色的认知与伦理态度。

我们在一九九六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四月间，对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项以两岸三地新闻人员为对象的比较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比较三地新闻人员的社会、经济背景，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政党认同等。
（二）检视三地新闻人员教育背景对其薪资待遇及专业价值的影响。
（三）探讨三地新闻人员对新闻工作的满意度，及影响三地新闻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因素。
（四）分析三地新闻人员对各种伦理问题的态度与认知。
（五）了解三地新闻人员对媒介角色的认知，及影响新闻人员对媒介角色认知的因素。
（六）探讨三地新闻人员对新闻价值、自主权的认知及对争议性报导方法的态度。

研究的结果已经成书，名为《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于今年出版。我们应《传媒透视》编者之邀，根据书中部份内容写成本文，希望可以为读者作一引介。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来探讨三地新闻人员的社会、教育，经济背景与专业特质，问卷调查分别在大陆、香港及台湾进行。在三地进行的问卷调查，以三地新闻机构的新闻人员为受访对象，包括记者、编辑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处理新闻的人员。由于本研究分别在三地进行随机抽样，因此研究样本应能代表三地各类媒介的新闻人员。为了使研究结果能进行比较分析，本研究在三地进行的问卷调查，采用相同或对等的问题。

本研究共访问了一千六百四十七位大陆新闻人员，五百三十三位香港新闻人员与八百三十四位台湾新闻人员。其中大陆新闻人员有67.1%为男性，32.9%为女性，平均年龄为37.4岁，平均新闻工作年资为十二年，有59.5%大学毕业，有30.6%主修新闻或传播。香港新闻人员有55.1%为男性，44.9%为女性，平均年龄为三十二岁，平均新闻工作年资为7.7年，有44.7%大学毕业，有49.3%主修新闻或传播。台湾新闻人员有59.4%为男性，40.6%为女性，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平均新闻工作年资为8.5年，有70.7%大学毕业，有52.2%主修新闻或传播。


新闻典范的异同

我们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港台的主流新闻典范在各方面的表现并非像自然科学典范那样具有前后呼应的逻辑严紧性，但它们大体上仍是相近且自成一体的。在新闻知识哲学方面，三地的新闻人员虽然都认为新闻应该是客观世界的反应，但他们对新闻是否能反映现实，以及事实和观点是否可以区分等问题则论点不一；其中又以大陆新闻人员较不相信新闻能反映现实，也比较不相信事实与观点可以区分。与此等新闻哲学观点相对应的是新闻人员的新闻价值，尽管三地新闻人员对新闻准确性和客观性等新闻价值具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彼此对全面性、新意和独家等新闻价值的观点就有相当的差异。由此可见，新闻典范或有超越组织和社会的共同原则，但是有关原则的运用则牵涉社会和人物情境，因而造成新闻的社会角色和新闻价值及行为的差异。由于大陆和香港的新闻典范差异较大，台湾新闻人员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介于大陆和香港之间，兼具中港两地的一些特点。

在新闻人员对媒介角色的认知方面，三地新闻人员的观点也是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三地皆认为「资讯散布」为最重要的媒介角色；除此之外，三地对媒介其他的角色就有不同的看法。大陆新闻人员较重视「解释政府政策」和「鼓吹民意」的角色，较不重视「对立」的角色。香港新闻人员较强调媒介的「对立」角色，对「鼓吹民意」和「文化及娱乐」的角色不太重视，这些和大陆的新闻典范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台湾新闻人员的看法大致介于中港之间，一方面不太重视媒介的「对立」角色，同时又对媒介的「解释政府政策」、「鼓吹民意」和「文化及娱乐」的角色有相当高的评价。新闻的社会角色固然跟社会制度关系密切，但如果把三地新闻人员的看法和他们对新闻本质的看法相对照，似乎也有互相呼应的地方。目前，大陆新闻人员较不认为事实与意见可以区分，因此比较希望扮演「解释」和「鼓吹」的角色。相形之下，香港新闻人员则比较偏重以报导事实的方法对政府进行「监督与对立」。


专业伦理

典范的意义可以包括世界观的抽象原则，也可以包括具体的操作方法和行为。在此，我们以新闻人员的伦理态度和对争议性编采手法的观点为检视的对象。在伦理态度上，三地新闻人员对接受新闻来源的不同馈赠观点不一。最能接受免费旅游和招待用餐的是香港新闻人员，大陆和台湾的新闻人员对这两点则持较为保留的态度。至于在现金馈赠方面，三地新闻人员均认为不可接受。但是，当被问及有关免费馈赠在新闻界是否为普遍现象时，三地新闻人员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异。以现金馈赠为例，香港新闻人员认为接受现金馈赠很普遍的比例远低于大陆新闻人员，台湾新闻人员认为接受现金很普遍的比例则介于两者之间。由此观之，新闻人员对新闻伦理的标准在态度上较为一致，但是在实践时则因环境而会有显著的差异。就社会体制来看，现金馈赠应该和大陆的新闻典范最不相容，但是在贪污腐化和缺乏法治的社会情况下，接受现金馈赠反而成为最普遍的现象。香港因为有廉政公署和法治等社会条件，使新闻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较能避免利益冲突。这种现象和香港新闻人员重视在报导新闻时把事实与意见分开，以及重视客观报导的新闻观是较为一致的。

在对争议性采编手法的态度方面，三地新闻人员对不少具争议性的编采手法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发现，只要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的编采手法，如出钱购买机密消息、擅用单位机密文件、假扮他人获取资料、为获消息纠缠对方等，台湾新闻人员的接受程度均为最高，其次是香港，大陆新闻人员则最为保守。大陆新闻人员的反应较符合伦理规范，有可能是回答问卷问题涉及的「社会可欲性」的影响，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的，但是考虑大陆以单位及其他手段实行社会控制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大陆新闻人员的实际情况。总括地说，台湾的新闻人员较愿意为新闻报导而采取具争议性的手法收集资料，大陆的新闻人员则因体制的约束和竞争较少，而对争议性手法采取相对的保留态度。香港媒介面对和台湾一样的激烈竞争环境，但由于它的法律界线较为清晰，对争议性编采手法的接受程度因而介于大陆与台湾之间。


理想的传媒

除了以上较抽象的原则和操作方法外，新闻典范也指新闻人员心中理想的媒介范例或专业模范，所以新闻典范的转移也意味着媒介范例的转移。以大陆为例，《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曾是新闻人员心目中模仿的范例，耳濡目染之下，「新华体」蔚然成风；但时移世易，它们现在已沦为次选，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周末》这样较为敢言的本土媒介，和《纽约时报》这一类著名的国际媒介。根据二零零二年对上海新闻人员的调查，我们另外发现大陆在新闻改革和媒介全球化的影响下，「专业主义新闻」已经在大陆萌芽发展，初步形成了与传统「党的新闻事业」的新闻典范并存的局面。后者的表现为新闻人员对党的喉舌、媒介对民宣讲、为民说话等功能的强调，前者则表现出对西方主流媒介的认同和对媒介信息扩散功能的肯定。不过，与政府「对立」的想法在专业新闻观中并未生根。由此可见，大陆的新闻典范正在变化之中，新闻人员从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挪用符号资源，一方面用来修补主流的新闻典范，同时对外来的专业主义进行本土改造。基于同样的道理，香港和台湾的新闻典范也会因时空而转变，差异在于改变的速度、范围和方向。香港新闻人员可能也会以传统的「大报」作为范例，但是这几年受到像《苹果日报》这一类完全商业化媒介的冲击，行业运作的环境变化很大，传统的范例虽不至完全消失，但其光环已日趋暗淡。台湾各界担忧香港壹传媒集团在台湾创办的《苹果日报》，害怕媒介生态可能重蹈香港的覆辙，使传统肩负知识份子使命的新闻范例受到影响。


详情有待书本分解

在过去二十年，中港台三地的新闻典范经历重大的变迁：大陆媒介的喉舌论受到市场化的冲击，触发新闻专业性的萌芽；台湾由政治主导的新闻体制过渡至新闻专业性较强的媒介体制，目前也快速商业化；而香港媒介的专业性也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力和商业力夹攻下找寻出路。当前，三地的媒介变化迅速，意味着新闻典范的重构，这无疑是研究新闻传播典范与社会变迁的难得机会。西方社会较为稳定，而中港台的变动较大，我们处身其中，岂可轻易放过当中蕴含的重要议题？本书代表三地传播学者尝试了解新闻典范变迁的一个起点。

碍于篇幅，有关研究结果的详情，不能在此一一细说，只好留待书本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