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晴楼枪击案看「省港旗兵」在媒介中之转喻建构和运用

　　九龙启晴邨乐晴楼枪击案引起全城注目，相关新闻之文字报道篇数截至2014年6月6日见255条，其中13条涉及以「省港旗兵」，甚至是新闻主题。「省港旗兵」概念源自1984年同名港产电影，自此，大家均以「省港旗兵」来形容大陆来港犯案的悍匪。自1984年至今，悠悠三十载，「省港旗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作为一种叙事学中转喻意义，依然未有变改。这个现象到底如何建构起来，如何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语言用词，另一近义词「大圈仔」其延续力为何不及「省港旗兵」。本文拟这方面切入说明。

　　九龙启晴邨乐晴楼于2014年6月1日深夜发生枪击案，一名姓廖中年男子遭轰三枪，当场死亡。警方当晚出动逾150名警力，大规模搜捕疑凶。据报道指出，当晚锁定疑凶于十楼之寓所，警方部署逾十小时，于翌日以特别任务连为先锋，特攻疑凶寓所，其时疑凶怀疑已吞枪自杀。本文所关注者，乃媒体访问一名目击者时，该名目击者问及其对疑凶之印象时，他以「省港旗兵」四字来形容疑凶。笔者相信大部分港人均了解到「省港旗兵」之意义；「省港旗兵」作为来自大陆的悍匪的别称，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某种叙事转喻之功能，甚至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

转喻是一种联想

　　常言含蓄为贵，语言文字需要一些曲笔或比喻说明，才能让文章和语言更美，也是一种美之展现，也是一种修辞运用和概念。这类比喻手法可分为隐喻(Metaphor)与转喻(Metonymy)。Arther Asa Berger指出，隐喻是以人们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所比喻的代用词之间，其所发现的相拟性为基础，并通用一般意义以曲笔表达事物或人之情感或行为者。这是一种类比的方法，例子方面，玫瑰类喻成爱情，流水比作时间之流逝等。转喻则是一种联想的方法；其以主体和其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关的联想为基础，从字面上而言，其指涉性不直接，甚至不按常识取其意义，甚至没有一般关联性。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也是认知和学习过程，同时，读者了解叙事主题之当儿，亦透视着某个群体或者世界的点滴。然而，转喻之建构并非仅仅以我们的常识为基础，其需要认识过程，最终达至共识。「认识过程」往往由文本本身或者当下现实所建构出来。董小英《叙事学的学理及理解的原理》一书指出，作者及读者均得以某种陈述惯例及结构，以创造和描述之，读者则以大家所共识结构来了解，若没有这共同的结构，则没有造就转喻之呈现，如我们日常所使用成语，又或者当下的现实情况，如北京代表中国政府，华盛顿代表美国政府。学者陆俭明〈汉语修辞研究深化的空间〉一文中指出：「隐喻和转喻对于人类的认知和语言起这样两种作用:一是不断提供看待和描述事物的新视角;一是不断增添词语的新的意义。」正如上述所言，其让语言和文字显得更美，也是一种美学的审美观。

　　转喻亦应用于叙事学说明；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一书开启这道分析方向，其中由转喻概念引入叙述学分析。Laurel Richardson指出，叙事学乃人类用善于我们生活经验，以重组成为一种具意义片段。学者Theresa Catalano和Linda R.Waugh在"The ideologies behind newspaper crime reports of Latinos and Wall Street/CEO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metonymy in text and image"一文亦指出，隐喻和转喻在新闻、媒介和日常语境中发挥重要的功能，转喻更有助于大众建构公共概念。如是，「省港旗兵」从一部电影以建构其转喻之意义，同时成为我们日常语言和概念之一部分。

　　「省港旗兵」源自1984年上映之同名电影，其框架着内涵意义，自此「省港旗兵」转喻成我们意指内地或大陆来港犯案的持械悍匪之代名词。三十年后，媒介或新闻仍然乐于使用「省港旗兵」作为某种转喻之说明。过去五年，新闻报道中以2009至2013年算，每年平均近30至逾40篇报道使用过「省港旗兵」一词(详见附表1)。部分报道之标题更直接使用「省港旗兵」；例子见《太阳报》(2013-05-30)，题为〈省港旗兵图劫3600万手机〉；又见《东方日报》(2013-09-15)，题为〈七省港旗兵血战围捕警〉；又见《明报》(2013-12-30)，题为〈省港旗兵劫表行白日快闪槌破窗〉。

　　「省港旗兵」自1984年起成为大陆持械悍匪之代用词；但电影《省港旗兵》上映前，其实另见一个相关叙事转喻以表达相关的内涵，这是「大圈仔」。但「大圈仔」跟「省港旗兵」却有着某种微调之不同意义。蒲锋在〈圈出圈入- 「大圈仔」在香港黑片的叙事功能〉一文中指出，从电影《大路强人》(1978)起，便在大众印象中建构出「大圈仔」的形象。「大圈仔」的内涵为何。蒲锋转引自章盛资料指出，「大圈」意指广东省省城，其涉及黑社会势力，其强悍且倔强。《大路强人》正正建构着「大圈仔」那份倔强作风。

　　《大路强人》公映于1978年，六年后另一个电影《省港旗兵》上映，针对内地或大陆来港犯案的持械劫悍匪，其转喻成另一个新用词，同时微调地改变了其意义。《省港旗兵》讲述一群大陆来港犯案的持械劫悍匪，他们并不是一般黑社会份子，不仅强悍倔强，而且实力强横，拥有强大火力，甚至更胜诸于警方；同时，他们来港犯案，从不久留，他们都是过客；其跟「大圈仔」有着不同之方方面面，「大圈仔」来港栖身，以其背景仅仅建构一种不同于本土派别之黑社会。

从社会当下的现实性说明

　　无论「大圈仔」，还是「省港旗兵」，其并非莫名且全然地虚构出来的人物或东西，而是基于某种现实性。「大圈仔」的背景是七十年代。其时政府推出抵垒政策(Touch Base Policy)。抵垒政策是港英政府针对来自大陆非法入境者所制定的的政策，其实施于1974年11月，凡大陆非法入境者能到界限街以南报到，便可获香港居民身份。其实偷渡潮自五十年代以还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自六七以后，港英政府改变殖民政策，从社会民生入手，推出大型基建、新市镇到居屋等一系列措施，以改善港人的生活，以缓和其对社会之不满。相关措施展开后，政府便着手疏理非法入境者之问题；同时，自文革后，大陆偷渡者每日达五千人，1980年首八个月，来港人口约9.1万人；本港于1969年人口约有390万人，至1979年已急增至501.7万，压力十分大，政府必须说明自己的立场，并以措施处理偷渡者的身份问题。抵垒政策便应运而生。大圈仔亦在这个背景下闯进本港的生活空间。

　　偷渡潮缓和以后，内地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中港之间的交往变得活跃，同时造就一批新「大圈仔」来港，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省港旗兵」。本港于八十年代初，中英政府展开本港九七问题谈判，社会一度变得不稳定，本港亦出移民潮。当时，香港社会在现实中确实发生了不少严重的持械行劫案，不但劫去珠宝财物，更造成伤亡；其以1984年1月中环宝生银行解款车案最为关注，四名匪徒持械行劫，劫走1.4亿日圆（当时折算约为460万港元），匪徒随即逃往北角方向；其间员警跟匪徒枪战，流弹击毙一名20岁少女。到了同年2月，员警攻坚大坑浣纱街，以围捕这批贼人，双方开火逾60起，匪徒最终落网。

　　本港影评家蒲锋认为，电影《省港旗兵》或多或少受到这宗案件所啓发，以拍成电影。据《省港旗兵》导演麦当雄所言，这部电影创作自一次康城之旅，他在猜想如果一批匪徒利用旅行团作掩饰，途中犯案，然后逃之夭夭，故事性不错，如是便展开了相关电影创作。但这团「旅人」的目的地不是康城，而是香港。姑勿论如何，任何在地创作人总受到一些在地的人和事所影响，麦当雄被誉为犯罪片天王，他对现实的罪案新闻必有所闻，如是蒲锋的看法自见其理。《省港旗兵》作为一部针对新「大圈仔」的故事，票房成功之余，亦意外地建构了一个全新转喻词，这是「省港旗兵」。自此，「省港旗兵」成为意指大陆来港犯案的悍匪转喻说明。

　　然而，「省港旗兵」自1984以来，内涵没有明显地变化，亦没有新转喻词以替代之，理由为何。本文试从从社会当下的现实性方面切入说明，即从现实中的持械劫案的实况来分析。本港持械劫案之实况于八十年代一直高企，每年约二十宗；从1980年至1986年，平均约23宗；到了1987年见14宗，1988年则上升至19宗；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数字开始下降，1996年7宗，1997年回升至13宗，但自此数字一直下降；到了2006年更没有持械劫案的记录，直至2013年情况如是。流行文化往往以曲线反映社会现实为要，如是电影作为一种流行文化，自然没有相关取材可用诸于电影创作，又或者，港人的关注的焦点已经从治安转至其他的生活方面。

　　「省港旗兵」的内涵意义一直停留在1984年，「省港旗兵」作为中港之间的话题，是否成为过去的记忆。今天我们跟大陆来客的关注话题，已不是治安问题，而是随处便溺和奶粉不足。大陆客如今变得富裕，不会来港打劫，取而代之者乃来港购物，我们已不担心他们来港犯案，但却不满意于他们财大气粗，甚至不守文明规范，随意在店铺或街上便溺，又或者是造成公共空间挤压，甚至奶粉不足等。前者人命关天，后者是生活态度之落差或矛盾，甚至是口角争辩；然而，从悍匪到旅人，其是否有着质之不同，还只是一种讽刺。

表1：过去五年新闻报道使用「省港旗兵」用词之统计

*2013年相关新闻量上升，乃当年有三宗新闻涉及省港旗兵的元素所致。其于2013年12月30日，一宗尖沙咀劫案，三名贼人用大铁槌行势劫去28只名表，共值910万元名。另一宗于发生于8月，六名「省港旗兵」爆窃香港仔一家珠宝行。另一宗新闻跟劫案无关，但却跟电影《省港旗兵》相涉；其于11月影星刘嘉玲在一个电影综艺节目《最佳女主角》谈及当年被掳事件，主要乃她不肯接拍电影《省港旗兵》所致，结果相继报道。其后《省港旗兵》监制萧若元回应，刘嘉玲记错了电影的名字，其再次引起媒介注意，再一次争相报道。如是引致当年涉及「省港旗兵」之报道大幅上升。反观2009至2012年，涉及「省港旗兵」者多及讨论中港问题或电影文化为要，劫案严重性亦不及上述于2013年两宗，媒介报道量自然不多。

表2：本港持械行劫及类似手枪物体统计

*〈立法局会议过程正式纪录〉(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Crime Statistics in 1998                                                                                                           
资料来源：警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