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文人办报迷思

　　《信报》出售事件之所以令人注目，大概有两个主要搅动人心的焦点。首先是，就事业、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态势而言，李泽楷是一位百份之百的商人，由商人去「接管」一家媒体 --尤其是「类」精英报（elite press）的《信报》，他在意的该是它的报誉（good name），否则，何不甩掉包袱，另起炉灶；但商人在商言商，通常不会做蚀本生意。在那群特定读者心目中有着集体记忆的《信报》，对于商人入主报业的「转型定义」，或多或少都有着一种拭目以待的心情。
　　而文化界皆议论纷云的，则是林行止本人的退隐，是否象征了香港最后一份的文人办报将永成绝响？曾赴英国政经学院研究进修的林行止，以个人新闻学（personal journalism）的专栏作家态势，一如民初的「千山我独行」政论名家梁启超和张季鸾诸贤，秉其如橼大笔，撰述政经专论，撑起了《信报》。故此，就学养、才器、文章、志业和个人行止而言，林行止当然是位文人，由他所创设的一份日报，以言论扬名，此即每谓《信报》是文人办报之来由。
　　吊诡的是，若从我国报纸发展史来看，真是「世间那有扬州鹤」--「文人办报」一词，委实不知起于何时？出自何经何典？可能只是一个「想当而然」的美丽期望，甚至是历史性的误解。

文人设报始自王韬
　　就近世而言，真正文人，创办报馆，而又藉其报纸抒发一己宏论的，始自清同治年间的王韬。王韬生于一八二八年，即贯通群经，旁涉诸史，曾受雇于英人麦都思（W.H. Medhurst），在他所开设的上海墨印书局，担任编辑工作。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复因给太平军献策，遭缉捕而被逼亡命香港。
　　一八七四年冬（清同治十二年），他和友人合资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自任主笔。王韬办报为的是要透过报纸这一媒介，去鼓吹变法自强的主张，抒发「庶人之清议」，以期清廷采纳。故《循环日报》报首，每日都有论说一篇，且多半出自王韬手笔。它的论说多取材于洋务时政，被当时国内报刊争相转载，开日后报纸重评论先河。一八八四年，在李鸿章默许之下，王韬才举家返沪，结束了流放生涯，也离开了《循环日报》。
　　十余年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诸子，为了协助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乃积极筹办报刊，设报达聪，「报馆之议论浸渍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斯时属于强学会之《中外纪闻》，即多由梁启超执笔。强学会解散之后，一八九六年八月上旬，梁启超在上海再办《时务报》，并担任总主笔一职。梁启超力言「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蝖A为天下驱除难，俟后起之发挥光大。」一八九八年六月四日，光绪皇帝实行维新变法，惜百日而败，国祚随亡。
　　民国肇始，曾中秀才、入读浙江高等学校，又留学过日本的邵飘萍，则于一九一八年十月，独自创办《京报》，激烈反对军阀专制，虽则不一年而被封，但俟北洋政府段祺瑞垮台，他随将《京报》复刊。据说邵飘萍在《京报》编辑室中，悬挂着杨椒山所语「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并简化为「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明志动人。
　　《京报》是在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夕诞生的，邵飘萍在发刊词中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因此，《京报》必从政治入手，树不拔之基。」他虽担任社长，经营管理报馆，但坚持写评论，《京报》重要评论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五卅惨案」发生后，邵连续发表廿多篇评论，痛斥列强的不平等条约。
　　与邵飘萍同年代的报人，就是那位力主《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张季鸾。张季鸾曾赴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一九二六年九月和昔日留日的同学吴鼎昌、胡政之两人，实行言论报国的抱负，接办天津《大公报》，并决定由吴鼎昌担任社长，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胡政之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商榷意见，而由张季鸾负责润饰，若意见分歧时，则以张季鸾意见为依归，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担任有俸给的公职，也不向任何方面募款。此即《大公报》所夸耀的文人论政；也如同时代的邹韬奋所欣赏的「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的大理念。邹韬奋曾在主编的《生活周刊》第四卷第一期为文说，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文人论政 报格为重
　　乱世文章不值钱，文人论政所藉以寄情的载体--报纸，由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对峙而错跌。国民党政府迁台湾后，台湾《自立晚报》倒曾绽出了一点光芒。《自立晚报》于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创刊，创刊人是导演李行之父李玉阶。创刊伊始，即在报头上一直刊载着「无党无私，独立经营」字样，在强人掌政的年代中，强悍地突出了文人狂狷的气味，吸引了一大批有理想的文化人加盟、「拔笔相助」或成为忠实的读者，令它的副刊和言论版内容，经常保持着不俗的水准，成了一个文化媒介模式。员工薪资虽然较其他党及民营大报为低，但因为「意趣相投」，成了理想共同体，因此斗意高昂。
　　《自立晚报》为了落实文化事业名实，可以毅然放弃「赚文钱」（make a buck）的势利作风，拒绝刊登色情分类广告；然而，在本土意识驱使下，它也不乏出格式的争议事件，令人错愕。至一九八八年，台湾地区全面的开放报禁，新设媒介涌进，广告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压力相踵而至，文人气息在市场中逐渐消失，《自立晚报》终于不堪亏损，而向财势低头，财团企业主入掌编辑部成定局。为此，员工为坚持理念，还曾组成工会，制订〈编辑室公约〉，于九月一日记者节当天，发起大游行，以保护报格，拒绝金钱把文化人的尊严「物化」。可惜，在市场销路考虑下、在金钱的压力下，任何护报行动都属枉然，《自立晚报》终于走向停办的命运，文化人是编辑部的灵魂人物的想法，只是镜花水月。
　　「文人办报」一词一经挂在嘴边，它的意涵就被理解为：文人创办的报纸，为了个人理念而对时事提出看法，而主持笔政，发宏肆之论；可是，却不在意于报业的财务和经营。不过，从上述诸报人报事中，实在看不出「文人办报」语源，也从未有文人设报之后，可以对报业经营视而不见，更遑论「文人办报」与「商人办报」之明显对比和差异。
　　其实，更正确的词义，似应是（有才德的）文人，创办报刊，以报刊为媒介，透过评论和专论发表一己看法，让有志一同的读者了解、共鸣。所以，「文人办报」更清楚的说法，实在是「文人设报论政」--虽然多了两个字，但在语境和真义上，「设报」比「办报」就其意指来说，会更达意、更清晰，减少了很多想当然而的误会。
　　不管李泽楷如何「掌控」李氏的《信报》时代，就新闻传播的自然发展史来说，报刊经济（journalomic -- journal+economic，作者自创）是一个双元的量贩市场（dual market）--报刊把内容量贩给读者，又把读者量贩给广告商；而报刊可贵之处，则视乎报格（prestige -- press+prestige，作者自创）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