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中华社会及其他地区之经验」国际会议后记

　　数码传播在当前广泛的社会结构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媒体的数码化和全球化进程，为媒体从业人员带来挑战，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近期香港浸会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与南京大学网路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召集，由浸会大学在香港主办的「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中华社会及其他地区之经验」大型国际会议，吸引了来自十多个国家及地区共一百八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了一百四十多篇中英论文。

　　会议邀请了多位著名学者为大会作主题发言，包括英国牛津大学William H. Dutton教授、英国西敏斯大学Nicholas Garnham教授、加拿大昆斯大学Vincent Mosco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John V. Pavlik教授、中国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及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

主题演讲者专研探讨

　　英国著名批判学派 Garnham 教授发表了资讯社会理论之批判的演说。Garnham教授近年专注传媒新科技与资讯社会形态论的研究。按照他的说法，资讯社会的理论夸大了传播科技的力量，而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社会关系结构性的支配作用。与Garnham教授相呼应，来自加拿大的Mosco教授报告了资讯时代加拿大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组织新型工会，及在全球知识生产中角色扮演的经验。Pavlik教授和祝建华教授分别介绍并演示了新媒体及数码传播正在改变人类生活、记录事件、从事研究的重要动向。

　　Dutton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提出「重设接入」（Reconfiguring access）的概念，「重设接入」改变了原有的结构，互联网限制或助长了新的守门人出现，阻碍或促使了用户对媒体的使用和控制，使新的资讯提供者得以出现，令新的内容可供接入，重建了资讯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更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网络。杜骏飞教授认为中国的网络学术发展正处于一个盘整阶段，他指出网络研究领域的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发展期及成熟期，现时网络学术发展，正面临一个新的进程。

　　萧功秦教授则探讨了中国转型时期政治体制与传媒的社会功能，他指出，中国社会已由全能主义社会迈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政治体制，而中国的传媒在现今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制约功能。他认为传媒人与政府精英的良性互动，是实现中国改革软着陆的关键所在。

数码传播带来的社会变革

　　新的传播科技突破为社会变革带来巨大影响，学术界争论的要点主要在科技是为人类带来更多的解放，还是更多的控制？浸会大学新闻系郭中实博士用四个Ｃ总结了当下的论题，即：语境（Context）、内容（Content）、控制（Constraint）和冲突（Conflict），他认为要从这四方面去观察互联网的传播功能。苏州大学的顾亦周探讨了互联网的内容监控，他指出虽然数码传播使记者和编辑不再独享资讯的选择权和支配权，但是技术也可以建构起新的更为迅捷而严密的壁垒，那些随时审核网民资讯的技术被拟人化为「电子把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闵大洪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如OhMyNews的公民新闻网站。尽管Web 2.0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管道，但当下中国的传播环境对于利用Web 2.0形态进行新闻发布仍有制约作用，网络新闻传播未能超越传统媒体的口径与立场。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资讯获取方式。清华大学李紫微引用巴特利的说法，指Google和其他的搜索引擎改变了人们的做事习惯和生活方式，并改变我们的商业和文化，更是「大众兴趣的纪录」。台湾的胡幼伟教授等研究互联网资讯在台湾选举中对选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网路的使用与教育水准和职业有关。

　　另外有不少论文讨论数码鸿沟的，如来自日本的华金玲、小桧山贤二研究了中国内地移动电话和ＰＨＳ在普及中存在严重的数位落差。他们分析了移动通信服务在地区间不同的资费现状、资费制度的形成，以及资费水准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数码传播研究的意义

　　会议的另一焦点是主题发言学者论坛，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担任论坛主持，他询问与会学者，究竟数码传播在传播学研究中有何新意？有否带来认识论上的突破（epistemological break）？

　　对于数码化引致认识论上的改变这一看法，Garnham教授不表认同，他并不认为一枚微芯片可从本质上改变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Moscow教授认为互联网是研究的重要工具和对象，但并不能代替传统的高标准的学术研究，他提醒我们在进行互联网研究时要小心谨慎，如将科技神化，许多重要的问题会因此而被忽略。

　　Dutton教授认同Garnham教授的观点，从传播理论来看，新媒体并不是全新的，然而，他指出当我们研究互联网的时候，会发现某些旧有理论并不适用，从而引发我们作出质疑和反思。祝建华教授亦认为根本性的议题始终存在，然而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测试这些议题的新途径。Pavlik教授亦认为不应夸大媒体数码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然而就当今世界的社会关系而言，媒体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之一，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具体研究层面上探讨和深思它的后果。杜骏飞教授则对数码传播带来的变革予以肯定，他认为人类自有媒体以来，新媒体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媒体与人合而为一，纵使新媒体并非万能，却已经可以构成第二个自我，杜教授指这变革是史无前例。

　　李金铨教授接着与学者们探讨中华地区的学者如何可为传播学研究作出贡献。祝建华教授指出，相比传统媒体的研究，亚洲学者在互联网研究方面能力更强，表现更为活跃和耀眼，但在创意和原创性方面仍需努力。Dutton教授指出，学术界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互联网而变化，令学者们能够拥有一个更为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亦因此能够更为国际化。

　　Garnham教授认为全球化对亚洲、特别是是对中国的研究的影响可分为三方面，其一，这类研究令全球研究出现数量上的增长；其二，至今亚洲地区的研究趋向追随和复制源于欧美的方法和理论；其三，亚洲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会加入世界学者的大军，运用共通的知识工具来研究共同的世界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