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十年香港的传媒和政治

　　观乎回归后的首个十年，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似乎大致和以往一样：市民可以畅所欲言，传媒继续百花齐放。但是风光背后却是暗涌处处。到底香港传媒在新政治形势下正面对什么挑战？回归后传媒和政治的关系如何？

　　本文将回归后各种左右香港传媒表现和改变传媒生态的因素归纳为「再国族化」、「国际化」及「本土化」三种力量。透过分析这三种力量对传媒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我们应可以勾勒出回归以来香港传媒政治的面貌。


「再国族化」下的香港传媒
　　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本土社会和意识抬头后，在过去二十年来再次跟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整合。再国族化指的就是此过程。二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港英惯用的笼络（cooptation）手段，邀请传媒钜子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甚或政协委员等，又以政治及经济利益换取香港传媒的支持。由于内地生意发展潜力惊人，不少传媒老板自然愿意和中央打好关系，因而或许会淡化有关大陆的负面新闻，亦即实行「自我审查」。同时，企业集团渐渐取代专业新闻工作者或所谓「传统报人」掌控传媒。零六年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收购资深新闻工作者林行止的《信报》的一半股权，更被舆论视为「文人办报」传统的终结。电视方面，亚洲电视也数度易手，唯一不变的是主事者都有「红色」背景。更具体地说，就是现时很多香港传媒都受控于一群亲中商人手里。

　　然而，再国族化并不只显现于政经权力结构上。回归后，香港和内地交流日增，新移民及内地旅客南来，港人则北上消费及工作，中港分野越见模糊。民调显示港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越来越强，而对中国的认同及对香港的认同亦呈正面关系，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近年，宣扬爱国教育更成为中央及特区政府的重大政策，不但安排太空人及奥运金牌选手访港，甚至在每晚的电视新闻报导前播放国歌。反映在传媒上，即使是政治上采纳批判立场的《苹果日报》，在报导北京奥运或中国太空人访港等事件时亦有意无意地为民族主义宣传。

　　同时，香港记者和内地官员的交流增加，使他们对中国了解更深，因而可能在报导时对大陆和中央政府的态度变得「更谅解」。我们过去数月曾因研究所需访问一些传媒中人，其中有报纸高级编辑承认此一情况，他认为自我审查并非如大部份人所想般严重，只是媒介在处理有关中国的事务时，因为对国情了解日增而变得格外小心。

　　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用「文化共向」（Cultural co-orientation）来形容十年以来香港传媒和中方之间，以至香港和大陆社会之间频繁交往的结果。随着文化差异减少，香港社会及传媒对大陆的批判也减少。对传媒工作者而言，一些本来自觉的自我审查，更有可能随时间及社会改变而习以为常。

香港传媒与国际社会
　　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观，视媒介为独立于政治经济权力以外的第四权，强调它是民主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在报导政治问题时强调中立平衡和以事实为根据，这些一直是香港新闻从业员的专业理念。九六和零六年两次新闻工作者调查发现，新闻媒介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一直是「坚持依据事实报导新闻」、「迅速为大众提供最新资讯」，以及「报导可靠资讯防止流言散播」。然而，中国却视媒体为官方喉舌，与香港观点相冲突。零三年沙士期间，香港传媒便利用国际的价值抗衡中国。当沙士的消息仍然在国内封锁时，香港传媒每天的头条却是不同的传言。香港的电台烽烟（phone-in）节目，在沙士期间让前线医护人员将最新消息带给市民，又谴责官员隐瞒疫情。《苹果日报》更直指大陆官员是香港沙士爆发的元凶。事实上，香港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令中国政府备受压力，当全球各地的报导均和中国的官方资讯相左时，中国政府不得不提高处理是次危机的透明度，向世界}生组织报导实况。

　　国际的标准同时成为新闻机构的盾牌，以抗衡政治压力。回归后的香港电台，其讽刺时弊的作风屡受亲中人士强烈抨击，认为它不应批评政府，而应变为官方喉舌。面对压力，香港电台以国际上的公营广播传统为依据，强调编辑工作独立于政府的重要。而在个人层面，国际力量也可舒缓来自高层的压迫。有电视台时事节目负责人表示，有关敏感题材的新闻节目如果能获取国际奖项，便可以避免内部的批评。
　　
　　最后，在商言商，电视报章将业务扩展至其他国家，可以增加收入来源。例如《明报》在美国加拿大四个城市发行海外版，《苹果日报》也把业务拓展至台湾。前者在零六年中北美洲的营业额达二亿多元。后者表现亦见理想，于台湾的销量攀升至五十一万份，广告收入亦持续增长。纵使较为轻微，投资海外或可间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使传媒机构不致盲从中国，导致公信力受损，影响其本地以至海外业务。

植根香港：本土意识和利益
　　九十年代香港正经历去殖民化和民主化的过程，香港因而有空间发展自己的声音，寻找本土的身份认同。但是回归后的金融风暴，及至国家安全法例的粗暴立法和沙士疫情的扩散，政府管治失效，强烈的愤懑爆发，终而酿成零三年「七一」五十万人示威，市民要求民主的呼声越高，有关公民社会、寻找香港核心价值的讨论亦因而兴起。

　　「代议民主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的概念，可以解释这段时期香港传媒如何补充社会结构缺乏民主的状况。香港只有一部份民选议员，而且他们的权力受制于行政主导的政府，市民意见不能从议会反映，大众媒介因而变成民意代表，提供讨论平台、批评政府、建议政策和鼓励社会改革。《苹果日报》和电台烽烟节目便以维护本土利益作卖点，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并影响民意。

　　零三年「七一」大游行是传媒影响香港政治最重要的案例。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事后点名《苹果日报》和电台烽烟节目动员市民游行。前者在头版刊登「走上街头，不见不散」的大字标题确实有动员的倾向，但是动员和促进并不相同，动员要符合三个条件：传媒对游行支持、读者感知报章支持的取向及报章的态度，真的影响读者参与游行。传媒担当十分重要的促进功能，动员则难以证明。传媒提供大量资讯，电台、电视及报纸循环报导，促进本土的民主运动成为大众的焦点，但是传媒如何报导游行，更能影响大众对事件的观感。五十万人上街之后，传媒纷纷以理性、和平来肯定游行，正面评价令集体行动变得合理。

　　而大众的行动反过来也影响传媒，「修正政治平行」便是一例。所谓政治平行，指的是香港报章和政坛上的政治意识分布是平衡的。政治上若有保守和开放两派，那在媒体间，也是一样。在「民意激荡」（energized public opinion）的状况下，传媒需要回应民意，因而不同报纸的论述会变得类似，政治平衡会减弱，甚至暂时消失。在「七一」游行的案例里，最明显的便是《东方日报》和《文汇报》两份政治上较保守的报纸，由「七一」前指市民是被误导，到「七一」后不再负面评述游行人士。当然，这并不表示它们变得和其他报纸一样支持游行，但是它们也得作出修正。

结语
　　再国族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影响相互交织，中港共融固然影响传媒的运作，但国际因素、商业考虑和专业主义令传媒仍然保持相对的自主。另外，一些香港传媒也发展出一套应变策略，当中包括增加采用民意调查作为「客观」的民意指标、增加利用学者评论时事，以及削减社评的批判程度以平衡政治压力，惟这些策略也可以是自我审查的一种。事实上，越来越多亲中商人拥有媒体、中港文化趋同、大众对中国的态度转变等都令传媒的言论空间慢慢收窄。

　　不过，当新闻自由直接受到威胁时，传媒仍会作出抗争，国家安全条例立法的争议就是最好例子。另外，公民社会的空间得以扩张，也使传媒不会完全脱离本土利益而只靠向权力中心。最近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公民抗命，媒体的论述并没有完全以建制秩序来抹黑有关行动。

　　展望未来，传媒面对中国的政经压力只会有增无减。香港能否保住新闻自由，媒介能否坚守新闻专业固然重要，但要看传媒下一个十年的发展，香港政治体制是否民主化，以至中国大陆是否更趋开放，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