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观与城市发展之路

　　曾荫权连任特首后公布第一份施政报告，内容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概念—「进步发展观」，按他的说法，进步发展观体现在「以基建带动经济增长」、「以活化带动社区发展」、「以助人自助理念推动社会和谐」三个层面，而且也是施政项目的重要支撑理念。报告提出的具体施政，包括媒体以详细篇幅报导的十大基建项目、文物保育政策、社会服务等项目，都贯彻进步发展观的思维。细读施政报告内容，有不少地方强调城市经济、城市持续发展的路径，如十大基建将创造就业，促进经济活动，为香港经济注入未来五至十年的经济增长点，故经济持续增长体现于二十五万个额外创造的职位、创造一千亿元增加值，及相等于二零零六年本地生产总值7%的经济效益；城市发展模式朝宜居城市、创意都市等目标进发，因而推动各项保护环境措施，视文化生活、文物保育为优化城市环境的合理手段。

创意都会策略的关键
　　施政报告已尘埃落定，其中多项政策也蕴酿出台，没有必要再作事后评论。但报告展示的「发展观」并不是少数执政者的思考模式，事实上在广泛社会层面持相类发展观的人士和组织也不少。被传媒标签为特首御用智囊团的智经研究中心，较早前也提出「创意都在香港」政策建议，促请政府从培育创意人才、改造城市空间、巩固社会组织、推动创意经济和确立领导角色五大方向合共四十三项建议，让香港在全球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转化为一个创意、文化活力充沛的国际城市。创意都汇策略，事实上也是曾特首抱持的发展观另一个演绎版本。两者相同之处不限于就文化保育议题达成共识，又或两者采取相同的表述语言，视创意、文化为推动城市生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手段，它们共同的发展观导向一套城市发展的方程式：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通过文化手段改造城市景观和布局、激活创意思维从而促进文化创造，为商业经济活动注入新动力，以至通过种种文化保育措施营造丰盛的城市生活等。

　　这些发展目标本身没有什么争议，市民大众或许也深表赞同，甚至香港视野以外，国际社会乃至多个高度发展的城市也不断强调同类的愿景。例如加拿大多伦多二零零六年发表《创意城市发展策略》、日本本州中金泽市提出同类的创意及可持续城市发展议题、美国密歇根州二零零四年倡议「Cool Cities」项目、田纳西州孟菲斯发展的《创意100》行动纲领、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要争做创意都汇、深圳以「文化立市」、北京上海要打造创意城市等多个个案，说明一股结合文化创意、城市经济发展议题的公共政策理念正逐步形成。但同时，国际舆论也开始反省这股浪潮不足之处和相关政策的盲点，其中几个挑战比较关键，而且也是香港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难点。

　　一、持续经济增长的地区仍然受失业、贫穷问题困扰。二零零四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揭示七十二个受调查的地区中59%财富不均的现象有所加剧。香港也不能置身事外；反映香港贫富悬殊差距的坚尼系数由一九七一的0.41增至一九九六年的0.51，而近年更增至0.52（数值愈趋向1反映差距愈大）。香港经济自二零零零年以来（除沙士期间外）持续增长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二零零六年增长率是6.8%），但失业率却由一九九零年的1.3%升至二零零五的5.6%。相关数据说明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即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并不一定让更多人受惠，而且还未能解决失业问题。

　　二、全球化经济使个别城市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例如金融、商贸中心的位置更突出），甚至新兴经济领域如九十年代兴起的高新科技产业，或近年受追捧的创意经济，这些发展并没有纾缓就对市场愈益两极化的情况。反之，专业服务愈发达的经济体系长期存在一批从事低技术、低收入和厌恶性行业。倡议创意城市、创意阶层兴起的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也不讳言，指出创意人才汇聚的地方，有所谓高端的创意阶层（super creative core）从事专业、管理和创意行业相关工作，在社会底层却有大批从事清洁、兼职佣工、保安等低端服务性行业。这种职业分工骤眼看是理所当然的，但城市专精化使这种职业分工更趋明显、所谓专业行业与低技术行业的薪酬差距愈益两极化，而这种结构将更持续和稳定。

　　三、城市专精化发展的论点，不断强调「知识」是创富之本（知识型经济论述）又或注入「创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创意经济论述），论述对象是社会阶梯较上层的群体，并假设个人不断努力、通过持续教育投资，可让下层社群融入知识型社会或创意城市。但事实成功例子并不多见，至少所谓知识和创意的转化，并没有达到预期相应的社会效果；例如，时装设计师在高度发达的时尚服装市场找到立足之处，但没有几个七、八十年代纺织业、制衣业的技师可以转型做设计师；创意城市追捧的建筑师、设计师等专业人士，没有几个是从传统式微行业转业过来。这种现象说明，纵使在创意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要让技术知识转移从而使低层劳动力攀升新的职业阶梯，这项社会工程面对十分巨大的困难。

　　四、城市发展到了某个阶段必然碰到财富、资源（包括智力资本）分配的问题，即通过什么制度才能让更多人受惠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增长。自由经济强调个人能力和市场机制达到以上效果，但上文提出的三个挑战说明它的局限性；另一种意见强调通过税制、社会福利制度，达到再分配的效果，但上述问题也不是单纯通过增加福利或补贴资源可解决。社会舆论就发展议题的讨论策略，一直采取一种二分法的思维；媒体追捧设计师如何卓有成效运用曾灶财的街头书法、「红白蓝」塑胶袋等难登大雅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商品，但对大批源于生活和街头巷里的民间创造性活动（如露天市集的排档、大排档的空间布局、小商贩营生的工具等）则视而不见。文化城市、创意城市乃至知识型社会等发展蓝图似乎一直往前推进，但从没有往后「关怀」的视点。政治论述也只会视文化创意为公共品，是低收入人士获得福利保障后才添加的可有可无的福利服务，这种想法跟「吃也吃不饱，不用谈文化」是同样的逻辑。这种局面或许说明城市不断求进步的同时，社会体制也需要革新才能创造一个生存空间，让那些被知识型专才、创意阶层远远抛在后头的社群，有创造所属的文化社区和创意经济的空间。

重新摸索回应挑战
　　施政报告提出的发展观及城市发展之路，事实上没有多大争议的地方；没有人会反对城市发展之路需要维持竞争力、提升城市经济和文化效益；有争议的地方，是高度发展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环境所衍生的问题应该如何把握，通过什么方法和制度回应发展带来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施政报告点出了发展议题，但答案还需各界共同摸索。

　　城市专精化衍生的问题相当复杂，香港社会事实上需要摸索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回应相关的挑战。近年，欧美社会深入讨论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社会创新理论、社会企业、文化／创意社群等议题，或许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