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带地图的旅行—感思中国广播改革30年

　　在过去三十年中，内地大众传媒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自身的改革始终具有极大的被动性和因变性，从来没有在这一社会大变迁中起过领先示范的作用。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工具自身，不能成为改革排序优先的行业或领域呢？可能的解释有几个：

　　一、行业改革开放的实施只能有先有后依次展开。

　　二、传媒业的改革开放需要其他行业变革成果作为前提基础。

　　三、领导决策核心决定先借用现有传媒工具应对当下难题和艰困情境。

　　四、各种权力和利益的冲突和制衡作用，使得传媒业暂时动弹不得。

　　上述原因和力量的制约互锁关系始终存在着，致使传媒行业经常是若进若退。在整个传媒业内，广播业（the radio broadcast sector）的处境和地位更是始终相对边缘。

广播在传媒业中的地位
　　广播在一九六零—七零年代曾是内地传播速度最快、瞬间覆盖最广的政治宣传媒介。但是即使在当时，广播也没能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传播的源头媒体，只是「扩音喇叭」而已。这种从属性几十年来一直伴随着广播行业，始终变化不大。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东方风来满眼春」等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文献，都是首发在报纸上，而不是最先通过广播传播。在中国，报刊长期以来是政治导向口径传媒，广播只是发挥扩散性传播功能的二级媒介工具。和党报序列相比，广播从未取得过平等的分量。

　　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电视崛起成为国内第一大传媒。现在，不论民众还是政府，重大活动、事件或报导的首选使用传媒，必定是电视。除此以外，电视还是民众最普遍的休闲娱乐媒体，大量的电视娱乐内容频道吸引了最广大的媒介接触人群。上世纪末，有线电视和各省级电视台卫视频率走向全国，内地地方电视台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异地覆盖的问题；各地方电视台节目的全国观众抵达率和相互之间的竞争，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然而，国家广播电台节目的全国抵达率，由于必须依靠各地方台站的转播和发送，至今还处在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这种广播投送力弱势的情况，不但在国家电台也在省级电台层面出现，其原因是电台主体和发射网路的行政性分离，更是行业架构和体制安排的不妥当。
改革方略的实施周期
　　在过去三十年间，广播业内最重要的制度或机制改革是在原有的行政和地域限定的广播体系框架内，引入了营利性经营机制。这一改革的观念萌芽是在一九八三年的「３７号文件」中提出的；一九八六年，广东珠江经济台最先付诸试验。珠江台这一「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运行模式，解决了在政府减少或取消财政支援的情况下，电台可持续运行的财源问题。「珠江模式」后经各地电台的移植和发挥，得到推广和弘扬，最终被国家电台采纳，并于二零零三年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的首肯。二零零三年，广电总局把该年定为「广播发展年」，要求全行业把增加广播收听率、影响力和年度创收力作为同等重要的任务，并规定了广播年收入增幅20%的具体指标。这在实质上给予了「珠江模式」正统制度身份的确认。

　　「珠江模式」只是广播行业依然处在行政框架内和地域限定的规则下的变通性局部调整，是一种行政权力、传播权力和营利权力的叠加结构，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相对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广播专业服务的目标而言，还有很多残缺和弊端。尽管如此，这一调整竟需花费二十年时间，可见其改革的难度和费时程度。目前，中国广播业的基本运转模式依然没有跳出「珠江模式」的框架。

广播应作智慧媒体
　　从内容设置来看，作为中国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第一套节目《中国之声》是国家「村村通」工程项目保证实现全国收听覆盖的广播频率。在这种情况下，这套节目的「综合性」责任承担就肩负着很大的压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广大受众看来，综合性广播频率内容现在已基本上被电视所替代。就传播覆盖和内容安排来说，广播和电视相比，都处在尴尬的弱势位置；广播急需走向专业化和类型化的道路方向。

　　新闻资讯类广播至今是广播业务改革的焦点和难点。从今年年初冰雪灾害、五月四川大地震等突发事件传播来看，广播作为救灾媒体的突出作用得到凸现，显示出作为快速灵活、抗外来打击能力强的大众资讯传媒的巨大优势。在非灾祸时期，广播也可以发挥其快速、灵活、智慧和关切贴近等媒介特长，围绕着资讯守望和资讯交流的中心功能，展现广播专业服务的智慧含量，建立起公信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在过去三十年间，广播在这方面的业务改进努力并不显著，其突破成规和不断探索的冲动甚至弱于内地的电视。

体制改革的远景蓝图
　　回首三十年历程，广播业制度转轨和行业发展的远景方案大抵是模糊不清的。对于未来改革和发展前景，广播业面临的若干疑问有：广播行业深化改革的要点在哪里？广播行业的开放的标识性目标是什么？广播从一个封闭的行政体制内行业走入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是什么？国家广播体制的制度安排、体系建设、功能设置和普遍覆盖的方略是怎样的？国家电台的地位、功能和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制度安排是什么？国家广播的对内—对外传播的资源成本、功能设定和统筹整合的改革发展蓝图是什么？广播的全国覆盖和广播的本地化服务之间的关系和协调如何有效地实现？目前广播体制的行政化地域化限定制度的前景如何？如何处理无线电波频谱分配、使用的透明化、公共性、产权化和有偿化等问题？广播的商业营利属性和公共服务属性是辩证地统合在整个行业中，还是集合在单个电台运行内部？类似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排列下去。

　　广播业的改革变迁过程在缺乏战略发展蓝图的情况下进行，行业的运作就宛如没带地图的旅行。前几年，在广电集团化的热潮中，广播是作为电视的附属而参与其间；当集团化改革未能跳离行政框架而终于放弃之后，广播行业整体改革发展的制度蓝图的调研、设计和讨论始终是一纸空白；「摸着石头过河」变成了基本口号和行动指导。当缺少了制度目标和奋斗前景时，整体行业自然处于随流漂泊的被动状态。这是总结三十年中国广播改革、开放和发展得失时，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