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与新闻控制的「升级版」(Control 2.0)

　　笔者曾用「3C」描述中国传媒现状，即：Control (控制)、Change (变化) 和Chaos (混沌)。当下依然。「党管传媒」未有松动，但商业化和互联网正深刻影响传媒生态。「改变受到控制，控制亦在改变」，局面更为混沌。

　　二零零九年二月八日，关押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的李荞明意外受「重度颅脑损伤」而亡。警方称：李是与狱友在放风时玩「躲猫猫」(即「捉迷藏」) 时，遭狱友踢打，不慎撞墙。这类「意外死亡」时有所闻，多与刑讯逼供有关。「躲猫猫」新闻被报道后，网民蜂起质疑，认为被严格监管的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躲猫猫」，游戏丧生更匪夷所思。一时间，「躲猫猫」在网上的热度迅疾腾升，位居Google热词榜「上升最快的关键词」之首，堪比上一年的「俯卧撑」。

　　「俯卧撑」出自贵州 「瓮安事件」。二零零八年六月，一名女生被发现死于河中，警方认定「自己跳河溺水身亡」，死者家属不满，疑为奸杀，召数百人游行，导致严重警民冲突。警方报告提及现场证人某男生口述，称其在女生身亡前正在做「俯卧撑」，当做到第三个时，女生大声说「我走了」，便跳入河中。这则报道引爆了「俯卧撑」这个暗示「性」与「暴力」的词语。对于女生的死因，迄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俯卧撑」充斥网络，暴露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中国大陆正处于官民对立尖锐时期。贵州当局遭遇的危机，今年二月在云南重现了。

宣传部出奇招
　　然而与贵州不同，云南当局在网民借「躲猫猫」冷嘲热讽，群起宣泄对警方乃至政府的不信任时，出了一个奇招。据称「为了平息社会舆论的质疑，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云南省委宣传部公告征集网民和社会人士，进入晋宁县看守所，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

　　此举既出，网络沸腾。传媒管制者直接与网民联手，而调查监督的对象竟然是警方。有人肯定云南省委宣传部尊重网络民意，更多的人则质疑，在既无司法独立也无新闻自由的现实环境下，几个奉召调查的网民，真能发现真相？果然，进入看守所的调查团，无法调看监控录像及会见当事人，只能听取晋宁县警方和检方介绍，调查团无功而返。

　　不过，正当舆论广泛批评当局在掩盖真相时，云南省司法机关却迅速通报了「躲猫猫」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李荞明系被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尽管这样的说法依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县警方与检方此前的调查结论被推翻了。

　　显然，「躲猫猫」事件中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省委宣传部的奇招，推动了司法调查。但是，对「网民调查团」及其组织者的异议并未止息，对中国法制现状和新闻传播现状的追问，被这个一波三折的事件所触发。

保有真相的制度条件
　　在香港，在英美，当局会组织「网友调查委员会」去 一起调查命案真相吗？在法律专家看来，这绝无可能也极不严肃，恰是国家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写照。

　　「他们不具有调查案件的合法身份，也不拥有类似检察部门那样的合法公权力，因此没有调查结论才属正常」，法律专家萧瀚认为，网友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调查，这意味着原本缺乏社会监督的司法过程有了一个向大众开放的基本心态。然而，这一意义也不必过于高估，在特定情形下甚至需要警惕。(萧瀚：《权威与真相》，《财经》杂志二〇〇九年第五期)

　　萧文从法律角度，论证新闻自由的不可或缺，认为司法独立、侦查公开 (侦查阶段律师即可介入) 及新闻自由这三项制度条件，是一个社会保有真相的前提条件，而中国正缺乏这样的基本制度，导致公权力丧失其公信力与权威性，「说什么都没人信」。

　　有网络，有虚拟世界的众声喧哗，甚至有狂潮般的「网络民意」，不等于有新闻自由。匿名隐身的万千网民，在创造「躲猫猫」一类隐语或进行「人肉搜索」时，咄咄逼人。但在残缺的制度环境下，孤军突出，现出真形时，则不但虚弱无力，还遭同类相残。昆明的几位网民进入看守所后空手而归，便受到网友讨伐，被认为在帮政府做骚，是被这次行动的组织者伍皓操弄的工具。

值得观察的新闻官伍皓
　　伍皓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省之内最高层级新闻官。这位还不到四十岁的年轻新闻官颇不寻常。「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他声称想「尽快地揭示真相、发现真相、探索真相、呈现真相」。伍皓的奇招显然得到省委领导的首肯，他在自己所在的QQ群中发布消息，以省委宣传部的名义组织网友调查团。调查结果出来后，他以一个网友的身份说「我也不解渴」。面对公众质疑，他甚至公布自己和网友聊天的记录，诉说初衷。

　　中国传媒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管制者。然而细看伍皓的经历，一切似又顺理成章。在发生「躲猫猫」事件的仅仅三个多月前，他还是一名记者。他曾常驻西藏，后到云南，官至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汶川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飞赴灾区，参与了对新华社前线记者的指挥。新华社有关堰塞湖抢险的多篇现场报道，出自其手。他受到党的信任。作为前北京大学学生，伍皓亲历过「八九．六四」，但和走出体制、挑战体制的许多同龄人不同。他曾作为优秀学生，两次接受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接见。担任党媒体记者后，他恪遵「舆论导向」，积极撰写「正面报道」。但他也有多篇报道鼓吹党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新闻改革，例如：《云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纳入「行政问责」依据》、《云南：突发事件不「捂盖子」》等等。零八年，他参加了对云南「孟连事件」的报道，对官民冲突印象深刻，提出该事件应该促使官员反省。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伍皓做客云南网，坦陈这次组织网友调查，就是要改变以往宣传部门面对公共舆论事件时「拖」、「堵」、「删」、「等」的常规做法。一些网友发现伍皓泄露了传媒管制的 「天机」，如「宣传部门还拥有一定的指挥媒体权力，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媒体都收声」、「我们把网上不利的，或者是负面的言论见一条一条删掉」。

　　伍皓说：「我也算是一个改革者」。他的改革理念，和中国传媒人追求传媒独立理想显有差异。然而，他所展示的改革思路，值得关注。这是在维护「党管新闻」绝对权威的前提下，对现行管制方式的修补和刷新。而且，有越过制度设计，直接操控民意的倾向。
　　中共当前的迫切需要，是「维稳」(维持稳定)、化解冲突、避免社会危机爆发。为此，十分需要「控负」(控制负面报道和舆论)，掌握传播主动权。由此观之，伍皓实有功于政府。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奇招，使他们没有重蹈瓮安事件覆辙。他们依然是在控制，手法却是欲擒故纵，请君入瓮，邀请网友走到前台，以此对激烈的网络舆论釜底抽薪。伍皓的做法客观上推动了司法调查，弱化了网络上借「躲猫猫」对政府的呛声。Google的关键词访问量统计显示，零九年「躲猫猫」传播烈度的高峰，大大低于零八年的「俯卧撑」。
　　种种迹象表明，当局对中国传媒的控制，「版本」正在升级，目前的管制，可称为「Control 2.0」。 对这一变化趋势，我们将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