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紫阳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谈话

2009-06-15
  新闻自由」与「八九学运」的关系甚为密切。胡耀邦逝世,公众悼念,官方发表的新华社新闻稿《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四月廿一日) 和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月廿六日),引发大规模游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遭整肃(四月廿六日),使学生和知识界对舆论控制的抗议更为强烈。四月三十日,出访朝鲜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返京,立即着手稳定局势,提出「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对传媒的控制一度放松,五月四日的大游行被各报报道。五月六日,赵紫阳与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谈话,重点是「新闻自由」。

  由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所着的《历史的大爆炸》(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书日前面世。该书是「八九•六四」的全景记录,其中对新闻界的情况叙述较详。在这本书中,笔者第一次看到赵紫阳五月六日谈话的较完整文本(页132),这是中国新闻史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

赵紫阳谈话要点
  赵紫阳对胡启立和芮杏文说:

  「关于新闻工作。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立法。立法完全照老观念是不行的,立法应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这就是说,第一要保证新闻自由,第二要防止滥用新闻自由。当然,新闻自由放宽到什么尺度,只能是妥协的产物。新闻绝对自由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传统观念的搞法也不行,要同各种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我们只能用法治的办法来解决新闻自由的问题。在新闻立法上,中央要更超脱一些,让立法机关来讨论制定,而不能由中央来作规定。

  「这一段时间内,新闻报道实际已有了很大的突破,可以据此总结一些经验。不能说这一段所有的报道都确当,也不能说这一段都错了。新闻报道前一段时间控制得严一些,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些,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本来这几年新闻改革已经朝这个方向走,公开程度已在增加,要回顾总结一下,搞一个尺度,试行一段时间,这样可协调新闻界的情绪和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同志的困难。总之,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

  在谈到要推进改革时,赵紫阳说:「……我们的民主化,当然是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也不是过分激进的。 「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包括公开化和透明度。因为政治上透明度不够,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就会缺乏理解和信任。现在很多问题出在透明度太差。」

赵紫阳的新闻政策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便采取了「舆论一律」的新闻政策。曾高举新闻自由旗帜向国民党专制主义斗争的传媒人,先是受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沉重打击,继而遭到文革全面摧残。文革结束后,从批判欺骗性宣传,摒弃假话、大话、空话起步,开始了新闻改革。八十年代初,党媒体曾积极开展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宣传。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提出了「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方针」。然而左的势力强大而顽固,传媒和控制者的冲突日趋激烈。提出「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上党性」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被迫去职,勇敢揭露腐败的优秀记者刘宾雁被开除出党,是新闻界遭遇打击的两个突出事例。

  一九八六年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赵紫阳直接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新闻改革是重要课题。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保留了大量专题讨论的原始记录,如:「关键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赵紫阳提出人民民主」(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可否有民办报纸?严家其主持新闻自由座谈会」(八七年四月八日)、「实行新闻改革:鲍彤召集首都大报总编座谈」(八七年十二月)、「增加政府对新闻界的开放:鲍彤论新闻改革」(八七年十二月)、「比十三大更加开放:新闻改革四件事」(八八年一月五日)、「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必要因素:鲍彤续论新闻改革」(八八年一月五日)、「报纸是不是也搞双轨制?形成新闻改革档」(八八年二月) 等。

  在一九八七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援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显然,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谈话,集中体现了他粗具轮廓的新闻政策。谈话传达后,北京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开放局面,直到戒严令宣布。

江泽民批判赵紫阳
  赵紫阳的谈话,是迄今为止中共领导人对新闻传媒的最为开放的一次谈话。他从贯彻实施宪法的高度,提出「新闻自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提出用立法来保证新闻自由,提出中央要超脱,让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

  赵对新闻改革提出了务实的有限目标,即从增加公开程度开始。他提出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和同一时期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口号(戈氏称「公开性」) 相若。在八九年五月的具体情境下,中国传媒的突破,也主要集中于对游行和学生绝食抗议的公开报道。

  赵的新闻改革观念是温和渐进的。在五月六日谈话中,他提出了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的问题,提出要「协调新闻界的情绪和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同志的困难」。

  赵稳定局势的努力,当时得到媒体的热烈拥护和大力宣传。在五月初,确曾出现了《历史的大爆炸》作者张万舒所称的「大转机」,学生开始复课。新闻界也走到历史性的一刻。五月九日,千余名北京新闻工作者签名要求与中共中央领导对话。仅两天后,五月十一日,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就来到《中国青年报》,和编辑记者对话,他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然而,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绝食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六四的枪声,宣告了包括新闻改革在内的八十年代改革的死亡。

  八九年十一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谈话,其中专有一节题为《「新闻自由」问题》,明确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把「新闻自由」作为实现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手段」。他狠批赵紫阳的「舆论导向错误」,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后来并进一步提出「舆论导向正确,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九六年)。和「舆论导向」相关的用词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宣传纪律」、「政治家办报」以及「喉舌」、「阵地意识」、「守土有责」等。这一类词语,构成江泽民的新闻政策。

  赵紫阳的新闻政策,在「八九•六四」毁于一旦。中国传媒从二十世纪末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漫漫荆棘之路,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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