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新闻政策之周年观察

2009-07-15
 
  一年前的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并发表讲话。这篇讲话,标志着胡锦涛新闻政策正式出台。

新闻政策:赵→江→胡
  胡锦涛在二零零二年秋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在零七年秋连任。从零二年到零七年,胡锦涛执政团队对新闻政策有具体调整,如对宣传工作提出「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要求,以及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他不曾对新闻政策做过全面表述,而是沿袭了江泽民制定的方针。

  江泽民新闻政策的表述,集中见于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八日《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和江泽民九六年九月廿六日视察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讲话。发表于「六四」事件后不久的前一讲话,旨在清算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新闻政策,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新闻改革;后一讲话,则更完整阐述了前一讲话提出的「舆论导向」即传媒管制原则。

  一年前胡锦涛的「六二〇讲话」,重申了江泽民新闻政策的核心理念即党管新闻的原则,但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表述。

  其一,胡锦涛强调「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类似说法曾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但却是第一次明确用于新闻政策。其二,胡锦涛强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透明度」一词值得注意,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提出的新闻改革口号(详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十页、二九四页),「六四」后遭江泽民否定。江说:「有些应该透明而且必须透明,有些不能马上透明,要到时机成熟才能透明,有些就是不能透明」。其三,胡锦涛强调「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胡锦涛新闻政策的要点,是将对信息和舆论的被动防堵,转为积极出击。笔者所说的「传媒控制的升级版(Control 2.0)」,由此产生。

Control 2.0的要诀
  胡锦涛的新闻政策,回应了零八年上半年若干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所提出的问题。「拉萨事件」,中国政府因实行信息封锁而身陷被动,以至一些学者反思:在影响国际舆论上,中国的传播策略亟待改进。汶川地震,中宣部最初试图控制灾情报道,但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震区,全国各媒体的大批记者也迅速抵达,中宣部的禁令遂成一纸空文。地震后的一周,灾情报道空前放开,受到西方好评。而下半年的奥运会,国际社会对中国开放舆论充满期待,亦有强大压力,胡锦涛必须有恰当的对策。

  Control 2.0的操作要诀是:第一时间公开无法隐瞒的新闻事件;抢先发布官方解释;主动设置议程左右舆论;让「边缘媒体」(尤其是影响面甚广的门户网站)为我所用;以震动面较小的办法,封杀当局不希望传播的信息、处罚「不听话」的传媒。

  去年六月以来的灾祸事件都被及时报道。除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新近的例子,还有零九年五月十七日湖南株洲高架桥倒塌、六月五日重庆山体崩塌、六月五日成都公交巴士大火、六月廿一日安徽凤阳工厂爆炸等。一年来,影响极大的警民冲突事件(当局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 、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也被允许在第一时间披露。当局抢先发布官方解释,澄清民间的「谣传」,或抛出负有责任的基层官员,以平息事态。

  江泽民新闻政策的核心是「舆论导向」,而胡锦涛更强调「舆论引导」。在「六二〇讲话」中他提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路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舆论导向」与「舆论引导」看似差异甚小,实则侧重不同。「舆论导向」重在严控媒体,而「舆论引导」则试图以柔性手段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检索一年间的人民网(零八年六月廿一日至零九年六月廿日),「舆论导向」在新闻标题中出现仅廿五次,而「舆论引导」出现了一百一十四次。「舆论导向」原是「六四」后中共新闻政策的第一关键词,现在它的位置发生了微妙变化。

石首事件:新政策碰壁?
  人民网曾转载新华社《中国记者》杂志二零零八年十月号的一篇文章《一场成功的「舆论引导战」》。文章介绍,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二天,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发生火灾。当局立即在第一时间公布,并通过官方新华社进行「舆论引导」。文章称,新华社报道的「点晴之笔」,是强调火灾与「奥运无关」。| 当负面新闻出现时,全力维护执政党的利益,这就是「舆论引导」的关键所在。

  胡锦涛的新闻政策,出台已一年。纵观一年,中国传媒确实得到因政策调整带来的些许机遇,但所受的控制和打压依然如故。对新政策,须多面观察。
奥运期间,对境外传媒的管理空前宽松,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将奥运期间的管理办法常规化。这一决定,和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扩展了国内外传媒的空间。

  奥运会使中国政府获得赞誉。然而奥运结束不久,「三鹿奶粉事件」便使当局陷入窘境。对这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媒体完全谈不上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政府被迫公布案情后,仍封杀了媒体的后续性调查。传媒控制者很快引导媒体「把坏事变成好事」,将议程设置为对政府「向人民负责」的赞扬。

  对于更具政治敏感度的事件,如「杨佳袭警案」的判决、文化部党组书记、前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腐败案、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腐败案、深圳市长许宗衡腐败案等,当局均对新闻实行了最大限度的控制。控制更为精细。很多负面报道,对《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只允许根据新华社通稿以简明新闻的方式处理,深度报道则严格限制;此外,以所谓「宣传战役」形式,布置大量歌功颂德的正面宣传任务,占据报纸重要版面与电视台黄金时段,挤压负面报道空间。

  和二零零八年比较,在二零零九年这个「逢九之年」,因为 「六四」二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等,对传媒的控制更紧。

  恰在胡锦涛讲话一周年之际,六月廿日,香港传媒大篇幅报道了内地湖北省石首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发生在六月十七日,但内地媒体的报道,较之一年前的「瓮安事件」和「孟连事件」,却出现明显的倒退。新华社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事发后五日,湖北省才发布「事件被平息」的信息。各媒体主动进行的调查,媒体对湖北地方政府的批评(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言论),刚刚开始便被全面禁止。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是胡锦涛的「舆论引导」,而是陈旧的「舆论导向」。

  「石首事件」显示了胡锦涛新闻政策的软弱无力。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下,即使是步幅甚小的改革,都随时可能停止和倒退。笔者将对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作更细致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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