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统计大型游行集会的人数

　　香港社会近年十分关注游行集会的参加人数，原因是人数显示了事件的重要性、市民的关注程度及主办者的政治能量。但有关人数的统计众说纷云，究竟有没有科学方法找出真确的数字？所需的资源如何？是否值得？本文希望在方法学上探讨这些问题，并简述过去几年我们的操作经验和看法。

零三年「七一」游行人数统计
　　我们和一些学者和学生，在零三年中初度尝试统计七月一日的游行人数，当时考虑过三种统计方法：一是用高科技方法如高空拍照来纪录并逐格点算(但成本太高)，二是用人手在现场即时点算(但误差可能颇大)，三是透过录影事后点算(但需要颇多时间)。由于第三种方法可保留记录，重复点算，兼且成本不高，所以我们决定采用这个方法。

　　我们的方法如下：在游行的主路线轩尼诗道上，选择了近波斯富街及柯布连道的两座行人天桥，在天桥上架设摄录机，抽样拍摄游行过程，每小时抽录四分钟后，马上把录影带运送到一个设有放映器材的地方，用定格在电视大屏幕上点算人数。

　　基于技术考虑，研究组只用了柯布连道天桥底的数据，推算游行人数，得出的数字是二十六万四千人。我们再于七月初透过电话调查，发现游行人士有百份分之五十七曾于轩尼诗道经过湾仔修顿球场对开马路，百份之七十五点四于黄昏六时正在街上聚集。

　　研究组把经过计算点的人数，除以经过天桥计算点人数的百份比，推算出参与游行的整体人数为四十六万二千人。若采用电话调查误差率正负百份之四点五计，则整体游行人数的上下限为四十二万九千至五十万二千人。

　　此外，研究组又使用警方公布的数字为基数，再补充它未有计算的人数，得出整体游行人数的上下限为四十五万八千至五十万八千人。两个方法所得结果很接近，而且与主办者所称的五十万人也相近。

零四年「七一」游行再作统计
　　吸收了零三年「七一」游行和零四年元旦游行的经验，我们在统计零四年「七一」游行时，在方法上作出调整。首先，我们主要采取现场人手即时点算法，录影也同时进行，但只作后备资料之用。在实际点算时，有多于一个人同时统计相同路段的人数，以作复核之用。其次，我们放弃了在两个不同地点同时点算，原因是两个统计点所得资料的互补性不强，毋须多费人力。第三，我们在计算马路上的游行人士时，将马路切割成多个相等部份，以便能更精准地计算。第四，我们加密了抽样的分隔时间，由零三年的每十五分钟抽点一分钟，改为零四年的每五分钟抽点一分钟。

　　当日研究组在轩尼诗道与军器厂街交界的行人天桥上设立点算站。十五名研究助理共分三队，负责抽样点算人数、记录路面情况、抽样录影及复核点算。全日经过我们点算站的游行人数约为十四万九千人。

　　为了评估调整基数，研究组于七月初进行了电话访问，发现游行人士中有百份之七十七曾于轩尼诗道经过该天桥，故调整基数为一点二九。将基数乘以十四万九千的点算人数，并以抽样误差六个百份点计，推算整体游行人数约为十八万至廿一万之间。

　　其他学界人士也有在零四年「七一」游行进行点算工作。港大的叶兆辉在铜锣湾及金钟太古广场的天桥上点算人数，得出十四至十九万。港大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录影方式计算经过金钟的人数，结果得出十万五千至十二万，但未计算中途插队或离队人士。理大的李伟鹏检视游行相片，推算游行人数为二十多万。游行主办者则表示有五十三万人参加，但这个数字被认为是高估了。警方所公布的静态数字是在下午五时半大约有二十万人。

　　我们在零四年「七一」游行时所采用的点算方法，在往后五年共十二次大型游行，包括今年的「七一」游行，港大民研计划都有采用，只在抽样密度方面，视乎人力资源而略有调整。各次点算结果请见表一，「六四」集会另计。

零四年「六四」晚会人数统计
　　由于「六四」集会属于静态活动，我们尝试透过抽样点算，以密度乘面积作为计算基础。在零四年「六四」烛光晚会，我们在集会场地内抽取大概五十个方格进行点算，从而推算集会总人数。足球场外的人数点算则依赖其他方法。

　　点算人员以四人为一组，每次点算单位面积为三米乘三米即九平方米。点算时间分为两段，第一段时间由晚上七时半至九时之间，第二段时间由晚上九时至十时。第一段时间中，点算方格按照人潮集结的后沿移动，进行系统抽样。在第二阶段点算时间，点算小组转为点算各场区的边沿区域，点算五个场区十个角位。

　　我们在维园六个足球场内，在晚会的高峰期抽样量度每九平方米空间所盛载的人数，得出的平均数是廿五点三人，即每平方米人口密度是二点八一人。我们在现场又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在两米乘两米的面积中，可紧密地容纳十个人，即每平方米是二点五人。

　　我们量度了「六四」烛光晚会现场六个足球场的面积，所得数字是一万四千九百一十七平方米。因此，以密度乘面积，所得人数是四万一千九百人。我们又派出三个小组点算外围人数，其中包括坐在后面的观众看台及草地的参加者，所得数目是约九千四百人。加上正负五个百份比的误差，我们估计总参加人数约的上下限为四万七千至五万五千人。警方发表的集会人数在晚上十时高峰期有四万八千人，而主办者则称共有八万二千人参加。
　　以方便传媒自己进行独立点算的角度出发，究竟一个人可否独力计算集会人数？当晚一个研究员做了实验。以两米乘两米的方格可容纳十个人，及三米乘三米是廿二人计。以前者推算，球场内可坐三万七千三百人，以后者推算则是三万六千五百人。球场外围的人数估计是一万二千二百。因此，单人计算出来的总人数分别是四万九千五百及四万八千七百人，与整支研究队所得的结果相当接近。换言之，只要方法正确，以极少人力亦可笼统推算大型集会的参加人数。

零九年「六四」晚会人数统计
　　汲取了多年来点算游行集会人数的经验，我们今年动员了十八名工作人员在「六四」烛光晚会，再次进行点算工作，有人负责记录集会人士在不同时段的情况，另有人负责以手动计算器纪录特定面积内的人数，计算平均密度，然后按照不同场区的面积乘以密度得出集会总人数。

　　结果，六个硬地足球场全部填满人群，但要减去舞台所占据的位置。还要计算中央草坪的不同场区、蓝亭广场、篮球场和围绕足球场的行人通道的面积。以上各区合计总面积为四万一千二百六十平方米。

　　由于当晚集会人数众多，研究人员在场地移动困难，地上界线难以辨认。因此，研究队最后把硬地足球场、中央草坪、蓝亭广场以及篮球场的人群密度，一律以硬地足球小禁区的平均密度计算。而有关密度的数值，在当晚多点多次点算后，平均为每平方米二点六七人。

　　至于围绕球场的行人通道，根据研究队的观察，最接近舞台的三个硬地足球场的南面通道，平均密度为每平方米二点二七人，北面通道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米三点一二人。离开舞台最远的三个硬地足球场，南面通道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米一点二八人，北面通道的平均密度则为每平方米二点八七人。

　　按照以上各项数据，集会人士所占面积乘以平均密度，得出约十一万人，加上行人通道以不同密度计算的人数，再以正负百份之十为操作差误，当晚的集会人数应介乎十万八千至十三万二千之间。主办者则称有十五万人参加集会，而警方公布的数字为六万二千八百人。

零九年「七一」游行人数统计
　　今年我们沿用过去的做法，在湾仔军器厂街行人天桥点算人数。我们有十一名研究队员，负责点算人数、核实点算、摄录和记录路面情况、综合整理及计算整体人流。小组点算经过轩尼诗道游行路线的各条路线的人流，每名组员负责点算一条路线，连续点算三分钟、休息一分钟。 各点数员结合起来，其实记录了整个游行时段，每一分钟通过每条行车线的人数。

　　点算结果显示，经过军器厂街天桥的游行人数(但不包括在该点之前离队或之后插队人士)数目如下：由捍卫人格尊严协会发起的游行为六十四人，由雷曼苦主大联盟发起的游行为一千九百人，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游行为二万四千人。

　　在零八年七至八月间，我们进行了多次电话调查，发现在零八年参与「七一」游行的巿民中，百份之七十八称曾通过军器厂街的点算站，即零八年的调整参数是介乎一点一九与一点三八之间。

　　套用零八年的调整参数作为零九年的初步调整参数，我们估计三个不同游行的总人数如下：由捍卫人格尊严协会发起的游行，人数应介乎七十五至九十之间，由雷曼苦主大联盟发起的游行，人数应介乎二千三百至二千七百之间，而参与民阵的游行人数，就应介乎二万九千至三万三千之间。最后推算数字则有待日后抽样调查完成后，再作调整。民阵表示参加「七一」游行的人有七万六千，警方则说有二万八千人。港大社会研究中心所得的统计数字是二万六千至三万之间。

小结：常见问题解答
　　结合六年来十九次的点算经验，我们以三个常见问答作结：

　　一、统计游行集会人数可否以科学方法进行？

　　绝对可以。本文描述的方法，任何人士都可以重覆使用和验证，操作也不复杂。资源多的话，可以做得更仔细和准确，资源少的话，单人匹马也可以粗略地进行统计。在零四年及零九年的「六四」晚会和零九年的「七一」游行，我们都试过一人工作，结果也过得去。

　　二、谁人比较适合去做这种统计？

　　只要方法正确，报告详尽，任何人士都可进行人数统计。不过，如果要做得精确，独立的学术界人士会比较合适。警方和主办机构因涉及立场关系，其数字可能受到政治和心理因素影响，可信程度较低。如果多个团体都同时进行独立和科学的人数统计，就可互相比较印证。这个互动过程会令大家的推算变得更加谨慎，因而令数字趋向真实。

　　三、 如何解读所得的统计数字？

　　游行集会人数，可说八成是科学，二成是艺术。我们的方法愈严谨，投放资源愈多，误差便会愈少，但总无法百份百准确。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解读这些数字。千万人的执着，不一定是真理。如何平衡少数利益与大众诉求，是政治层面的问题。科学家的执着，就是一不能说二，千不能当百。科学上的争议，应以科学方法解决。科学与民主之间，不应该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