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报道的盲点和悬疑

　　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惨烈的暴力事件，对「七．五」事件的新闻报道，论者已有较多评述。简言之，中国政府采取了与零八年西藏拉萨「三．一四」事件不同的新闻管制策略，国际上未出现强烈反弹，新闻界的反应大体正面。

　　零八年三月，西藏发生军警与僧侣冲突事件。它被当局定名为「三．一四事件」，而事实上在三月十日冲突已经发生，海外媒体在三月十一日已经开始报道。当局在压制抗议的同时封锁了新闻。三月十四日，拉萨发生骚乱。当局立即下令外国记者离开西藏。信息封锁使境内和境外的新闻传播发生显著反差。境外在三月十一日后的报道，快速但不详，三月十四日之后的报道有诸多不确乃至杜撰。境内的报道千篇一律，但影响甚大，加之境外特别是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和西方抵制奥运会的潮流，燃起了部分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一四」事件使中国陷入极大被动，有传媒学者指出：「当常规的、可靠的信息管道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社会就会开发出非常规的、对抗性的信息管道来满足知情权和话语权。当西方媒体无法自行获取相关信息，而中国官方信息的可靠性又备受质疑时，各地的「亲西藏组织和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就成为西方媒体的主要信息源。」(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

　　「七．五」事件后的情形不同。当局不但没有驱赶境外记者，国务院新闻办官员还及时赶到新疆安排境外记者采访事宜；当地政府的新闻发布也较为及时。尽管西方媒体仍有偏见，也出现了可笑的报道失实，但没有持全面逆反和对抗的态度。中国官方媒体提供的数字、政府的观点被各国媒体广泛引用。

　　对「七．五」事件的新闻控制方式，被内地学者总结为「未来的工作范例」。《中国新闻周刊》的评论归纳：「一旦事件发生，即在第一时间内由官方媒体主动发布信息和数字，阐明中国的立场；同时以开放和透明的态度邀请外国媒体在第一时间现场采访和报道。」这就是笔者多次提到的Control 2.0 (传媒控制「升级版」)。

　　对「七．五」事件的新闻报道，当局是有严格控制的，表现在：在乌鲁木齐中止互联网服务(但给境外记者保留了专线)；屏蔽境外微博客网站Twitter；关闭国内的微博客网站「饭否」等。这些以阻止暴乱分子的煽动、切断暴乱分子的联络为由的措施，同时控制了民间的现场信息传播和公众自由讨论。对内地媒体，在报道内容上有严格控制。由于暴乱持续时间不长，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对现场情况又有较充分报道，赶到乌鲁木齐的各地媒体记者，对暴乱本身的报道空间很小。而官方及时设置了新闻议题，将报道引向宣传「(「七 ．五」事件) 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声讨「境外反动势力」，「稳定压倒一切」。

中外媒体报道的缺失
　　传媒的使命，是公正、客观、完整、准确地报道事实真相。中国内地媒体无权独立地报道「七．五」事件；处于激烈商业竞争中的西方传媒，亦满足于暴乱现场信息的及时发布，对更深入的调查无大兴趣。「七．五」事件发生两周后，报道便迅速冷却。纵观各媒体的报道，留下了甚多盲点和悬疑：

　　* 七月五日现场　新疆自治区主席称，七月四日，有人在QQ群和论坛上大量发帖，呼吁示威。乌鲁木齐警方称，七月五日凌晨一时六分，他们已接获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散发信息，号召当日十九时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集会，新疆警方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人们的疑问是，在长达近十八小时的时间，当局为什么没有部署充分的警力控制局面，以致在暴乱发生后，众多无辜市民完全陷入被追打残杀的可怖境地？可以说，媒体虽然对七月五日的暴乱有较多报道，但现场的全貌并没有被完全展示。

　　* 热比亚的煽动　当局宣称，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是本次暴乱的煽动者，其证据是警方截获的电话录音。然而这些至关重要的证据，政府并没有悉数公布，只是提到五日十一时，热比娅与其在乌鲁木齐市的弟弟联系时称，「现在发生了很多事件，我们都知道，明天晚上乌鲁木齐可能要发生一些事件」。这句话和暴乱发生的时间点对不上，她说的是「明天」即七月六日，说这就是对当晚暴乱的煽动，有些勉强。但媒体未做进一步的核查。

　　*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煽动　当局称，韶关维、汉工人械斗事件发生后，世维大会利用互联网与境内不法分子联系，随时掌握和发布最新情况，并就行动作出指示，煽动闹事「要勇敢一点」 「要出点大事」。七月一日，世维大会策划通过网路、电话、手机短信等煽动境内群众闹事。上述事实，需向公众展示证据，如网络截屏、手机短信屏幕图像等，这对政府的立场会是很大的支持。但在媒体上没有见到。

　　* 「三股势力」问题　媒体引述官方的结论，称「七．五」事件是「三股势力」策划的。所谓「三股势力」，指「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暴力恐怖势力」。但三股势力，究竟是诉求、组织等各不相同、但有时合谋的「三股」力量，还是完全相同的「一股」？世维大会和热比亚究竟是哪一股？抑或身兼三股？官方语词含混，媒体未做深究。而国际恐怖主义研究权威舒密特教授 (Alex P.Schmid) 则认为「三股势力」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 恐怖主义问题　能否确证「七．五」事件的背后有恐怖主义，这是为事件定性的关键，对西方各国的取态有重要影响。目前中国内地的报道给受众的印象，新疆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疆独」势力，完全等同于「东突」即恐怖主义。这样的结论，需要大量的证据来支持。世维大会是不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东突」有没有介入「七．五」事件？西方媒体可以做深入调查，目前欠缺有说服力的报道。近日大陆媒体广泛援引BBC的报道，称「东突」组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网上发表录影，号召全体伊斯兰教徒在世界范围内袭击代表中国利益的目标，以报复中国政府近日「镇压乌鲁木齐骚乱」。这依然不能等同于东突直接操纵了「七．五」事件。

　　* 民族、宗教问题　中国当局试图将「七．五」事件和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一刀割开，反复宣传「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给公众造成困惑。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和中共疆务政策的得失密切相关。由于缺乏客观的报道，在内地网络上，试图解释新疆问题由来的一些个人文章广为流传。重要的有：王力雄的《新疆的危险正逼近临界点》、《亚洲周刊》记者对王力雄的专访《新疆问题需要新思维和大转变》、黄章晋的《再见，伊力哈木》、佚名的《一个兵团二代的网文：告诉你真实的乌鲁木齐》，还有新疆记者海来特．尼亚孜发表在个人博客上的一些文章。很显然，对「七．五」事件的历史背景的纵深探讨，除少数媒体外，多数中外传媒鲜有作为。

　　排除上述盲点，回答各种悬疑，是对公众和国家负责；而真相的完整呈现，可能令当局尴尬不悦，亦可能有利于当局争取国际的同情和协助。「七．五」事件，当局开放了对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获得好评；但是控制多元意见表达和独立的调查报道，则留下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