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自焚事件」的信息传播链

　　唐福珍女士是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居民，为抗拒政府暴力拆迁，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自焚身亡。这是二零零九年内地最具爆炸性的维权事件，其传播过程，亦可视为解读中国传媒的重要案例。

被封禁的新闻翻墙而出
　　这是一起突发公共事件。对此类事件，胡锦涛强调「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但通过百度检索内地网络有关「唐福珍自焚事件」的报导发现，自十一月十 三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内地传媒对此完全失声，无一字披露。

　　事件发生地成都市，传媒业发展迅速，媒体竞争空前激烈。这里有省、市委机关报，有省、市电视台。此间的都市报纸，曾是中国传媒市场化的先锋。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成都发生公交车燃毁惨案，各电视频道以最快速度滚动报导。但唐福珍自焚的信息，却被封锁了十二天。

　　十一月二十六日，湖南新湘报发表特约记者刘立民的报导《成都一女企业家因拆迁楼顶自焚》，「唐福珍事件」首次被披露。新湘报并非报章，它是由一群新闻工作者自己办的网站。在正常的信息流通环境下，这篇惊人的文章应当瞬间传遍世界。然而 新湘报晨早的报导，到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才开始被少数网站转发。

　　在中国内地，商业化的门户网站没有采访权，转载信息也受严格限制。一些敢言的媒体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的文章，当局均不允许门户网站随意转发。媒体可以转载文章的媒体，包括党媒体如人民网、新华网和各省党报、党网。据悉，行政级别为「副厅级」以上的媒体，方为可转载的媒体。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包括新浪在内的各门户网站突然辗转从吉林省《新文化报》转发了新湘报的报导。原因是这篇报导将被二十七日出版的《新文化报》刊登。由吉林出版集团主办的《新文化报》，够了被转载的级别。

中央级党媒体表现反覆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七时二十六分，人民网发声。他们刊登的稿子名为《成都金牛区依法拆除私营企业主胡昌明违法建设》，没有作者署名，没有出处。和新湘报报导的倾向正相反，这篇文章指唐福珍暴力抗法。人民网是权威发布源，文章立即被网站转发。但到八点十三分，人民网忽然转向，转发了环球网转自《新文化报》的新湘报报导。耐人寻味的是，此后四天，「唐福珍自焚事件」的传播频度依然较低，媒体还在左顾右盼。 十一月二十九日，唐福珍身亡。十二月二日晚九时三十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1+1》栏目播出节目《拆迁之死》。节目中播出了一段手机拍摄的唐福珍自焚视频。中央级党媒体CCTV的令人震惊的报导，立刻引发内地网络关于「唐福珍事件」评论的「井喷」。

　　十二月三日，成都金牛区政府在事件发生二十天后第一次公开面对媒体。他们的通报，和几天前人民网一度出现的无书名文章如出一辙，部份语句完全一样，继续指责唐福珍「暴力抗法」；同时轻描淡写承认拆迁官员「处置不力」。可以肯定，十一月二十六日深夜，四川当局曾对人民网实施「危机公关」 （按常规也完全可能向各省宣传部门打了「招呼」）。此时，他们使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和电视，再度企图「灭火」。然而形势已对地方政府不利。《南方都市报》在十二月三日、四日、九日连发三篇社论，《人民日报》在十二月八日、十日连发两篇「人民时评」，批评拆迁中的严重问题。十二月十日，人民网独家首发北京大学五位学者就废除「拆迁条例」给全国人大的信。但在十二月中旬，许多媒体接到「不要炒作唐福珍事件」的指令，「唐福珍事件」的传播再次降温。直到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开会研究修订「拆迁条例」，传播高潮重新出现。再一个小高潮出现在年末，许多媒体在年终盘点时，将「唐福珍事件」列为年度重大新闻。

控制与反控局面混沌
　　在「唐福珍自焚事件」的信息传播链中有四个关键环节：「新湘报」→「人民网」→「CCTV」→「北大学者＋国务院法制办」。民间网站新湘报刊发公民记者的报导，率先突破禁区；人民网的转发，亮起「可以报导」的绿灯；CCTV冲开了的闸门，使跟进的媒体敢于尖锐批评；北大学者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互动，终令「唐福珍事件」的信息在全国畅流。

　　在内地新闻领域，控制与反控制仍是基本矛盾。媒体争取独立监督权，仍是漫漫长途。但「唐福珍自焚事件」的传播过程，有新的启示。

　　对涉及党和政府利益的敏感新闻，当局无疑要控制。但不同新闻的敏感程度不一。「六四」纪念、异见人士被捕等，是「最敏感题材」（俗称「不可碰的高压电线」），格杀勿论。而群体事件、拆迁冲突等，是「次敏感题材」。按照胡锦涛新闻政策，应当被及时披露。但对事发地政府，却可能是危及权位的最敏感题材。

　　四川省对唐福珍事件的传播进行了严密控制。检索《四川日报》、《成都商报》、《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这四份当地最主要报纸，可以发现，「唐福珍」这个名字仅在十二月四日政府通报会的报导被提及，此前没有，此后绝迹。对这一公共事件，省、市政府完全没有公开露面，而出面的区政府则拒不认错。

　　中央政府的态度与四川不同。北京和四川以外各地的宣传管理部门，显然把唐福珍自焚作为「次敏感事件」。尽管四川进行了危机公关，各媒体也收到「不要炒作」的指令，并在报导中确有节制，但信息没有被完全封杀。控制尺度的微妙差异，使有志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央视新闻频道的媒体人，能多走一步，撑开空间，从而带动全国媒体的报导。而国务院法制办及时研究修订「拆迁条例」的行动，也使媒体从宣传部门的指令中解放出来，形成二零零九年底「唐福珍事件」新的传播高峰。

　　传播链中的几个高峰，由「事件披露」、「时评效应」、「条例修订」构成。值得注意的是，高水准的调查报导却付之阙如。一些曾做过优秀调查报导的报章，在事实挖掘方面没有更多贡献；这与近五年来地方诸侯联手防范媒体，「异地监督」被严密控制，媒体调查报导能力削弱有关。CCTV的深度新闻栏目《新闻调查》此次亦无作为。CCTV显然在十二月二日「冲关」后受到约束。以手机视频为标志，新媒体在「唐福珍事件」的传播中展示了力量。但也应正视，内地对互联网的管制严密而有效，网络上的信息流通仍面对重重关卡。

　　观察中国传媒，须忌标签化。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党媒与商媒、网媒与纸媒，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一致，有差异；有合谋，有博弈；有斗争，有互动。这便是笔者多次所指的「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