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话语之腾涌：以「中国模式」为例

　　一套炫耀中国国家实力的话语，在内地媒体上日渐成形。它们可称之为盛世话语，如「盛世中国」、「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使用百度统计历年「中国模式」这一关键词出现在网络新闻标题的频次，其飙升轨迹如图：

「模式」源流考
　　中共曾深饱受「模式」之苦。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家薛暮桥坦承，中国「大锅饭」式的计划经济，是按苏联模式建立的 (《人民日报》八零年十月十三日第五版)。八八年，胡绩伟、常大林提出，中国的改革「就其制度而言，是对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必不可免的改革和完善」(《人民日报》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五版)。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其后沿用近三十年的旗帜性口号，当初却是改革派抗衡保守派的妥协性用语。它在保守派念念不忘的「社会主义」旧瓶中装进了新酒。「特色」即改革，八十年代中期逐渐明确，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政治。八九年六四事件后，邓小平力保改革旗帜不倒，这个口号得以延续，但语意发生变异。

　　一九九一年，《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模式」一词。它源自罗马尼亚人对中国的赞誉 (《人民日报》九一年十月廿九日第七版)。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解体，中国没有如一些西方人士预言的那样「崩溃」，而是走上了一党专权下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政治收紧、经济开放的路线，成为一些人口中的「中国特色」，亦令「第三世界」艳羡。据《人民日报》的报导，以「中国模式」赞扬中国的，有贝宁议会议长乌恩贝吉 (一九九四)、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 (一九九七)。九八年，《人民日报》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特稿中称：「环视五洲四海，风景这边独好。国际舆论盛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富有成效的『中国模式』」(九八年十一月廿二日第二版)。

　　二零零二年胡锦涛接棒后，「中国崛起」一语风靡中国。如果说「中国崛起」是对中国成就的描述，那么「中国模式」就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二零零四年，美国人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提出与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肯定中共以稳定为核心的路线，他的论文亦将此称为「中国模式」(China Model)。

「一次性授权」
　　「中国模式」在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忽成井喷之势。如下列新闻标题：《是时候确立中国模式了》、《独领风骚的中国模式》、《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从东欧困境看中国模式》、《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全人类的财富》、《美国学者：中国模式的成功让西方汗颜》……新华社的国庆评论《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创举 － 论「中国模式」的创造性》写道：「此时，世界经济正因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而陷入几十年来少有的低潮。而在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依旧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态势。……」

　　「中国模式」一词在二零零 八、二零零九年勃兴的主要背景，一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二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四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零零九年底，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模式 － 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一书。该书主编潘维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中国模式」中的经济模式有四大支柱：国家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政治模式有四大支柱：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他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中国没有崩溃，就是因为顶住了「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撰文，认为「实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是「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他所指的是，六十年来中共掌握的权力，是人民在四九年一次性授权的。

「麻醉药」与「鸦片烟」
　　对「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中共最高层取态微妙。虽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长刘云山都曾使用 (事实上，盛世话语正是在他们「争夺话语权」、「扩大影响力」的国家形象宣传策略的产物)，但胡锦涛、温家宝在正式场合却尚未说过。

　　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模式」一类的盛世话语持批评态度，主张正视中国问题、中国危机，正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多重原因和一些不可忽略的「奥秘」。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对《南风窗》杂志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 『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南风窗》二零零八年第十四期)

　　二零零八年九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尖锐指出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支付了巨大社会成本，包括社会公正的缺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丁学良指北京奥运展示了「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二零一零年初，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接受采访时更质疑「中国模式是否成立？」他指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矛盾尖锐化。当生存的问题解决后，人就会进一步要求捍卫自己的权利。这种社会矛盾用什么办法解决？只有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这是现代文明的规矩。总不能以中国特点为名动用暴力去解决吧？(《香港商报》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学者吴稼祥在其博客文中认为中国目前的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如果把「中国模式」当作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那是给自己「灌迷魂汤、打麻醉药、点鸦片烟。」耐人寻味的是，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同时发表四篇文章，主张慎言「中国模式」；作者中有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和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盛世话语在未来的传播强度变化，可视为中国政治气候变化的观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