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十年】: 二十三条之后
2013-05-23

社会争议多,中港矛盾明显,我们尝试以2003年为起点,分析十年来,一国两制下,香港社会的改变.



城大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李芝兰教授认为,03年,香港已回归六年,中央认为既然香港平稳过度,是时候着手做它认为重要的事,但想不到此举会触动港人神经。

李芝兰: 「23条立法所引起的情绪,香港人一向无充份民主,但有充份自由,当时政府的回应不单没平息市民的忧虑,反而加强这些忧虑。」李认为,廿三条立法最后发展至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跟谘询过程的失误有很大关系。这场风波,最后在自由党主席田北俊辞去行政会议成员,政府押后立法下结束。

23条风波,触发了中央对港政策的改变。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北京对港由无为而治变成愈管愈多。
刘锐绍: 「97至03年中央对香港无为而治,管的不多,但七一大游行后,北京很惊讶为何这么多人上街,后来开始改变对港政策,由无为而治变成有所作为,要管多点,变成愈管愈多,令一国两制中,两制的特色愈来愈少。」

根据刘锐绍的观察,03年之后,建制的声音多了。
刘锐绍: 「过去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不希望建制派讲得太多,03年后,他们认为有需要可以讲多点,特别是近几年,他们应该成为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及北京的声音。」

对港政策的收紧,亦体现在用人及政制改革上。
刘锐绍: 「04年,乔晓阳讲爱国者治港,不爱国的人,不是自己人不会用,可见他不断收紧。再加上在政制改革上,加入五部曲,反应北京加强在香港的政治控制。」

刘锐绍认为,内地官场文化,一直影响香港。刘锐绍: 「他虽然没有用制度白纸黑字写出来,但很多官员北望神州,以身相许,有人一想到香港问题时,自然要想一想国内的谂法同反应。」
(制作:黄燕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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