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中国
On China

二零一零年芝加哥国际电视节:优异奖
The 2010 Hugo Television Awards: Certificate of Merit


纽约电视节:优异奖(获奖剧名〈钱钢〉)
2010 New York Festivals: Final Certificate


监制:蔡贞停、唐敏明

茅于轼(经济学家)

「将来讲中国的历史,一定要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好像讲日本历史一定要讲明治维新;但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更重大,因为它是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下完成的。」茅于轼这样评价改革开放。
茅于轼生于1929年,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以敢言见称,被誉为「经济学界鲁迅」。1993年,创立了中国首个民办农民扶贫小额贷款计划,至今仍致力扶助农民脱贫,减轻贫富悬殊。

2002年,茅于轼又与一班朋友在北京成立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取其谐音「扶贫」,是非营利组织。由创办至今,一共训练了一万两千名来自贫困农村的妇女,当家政服务员,他们全都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茅于轼老怀安慰:「我为了办富平学校,前后投入了大约五十万人民币,看到学校为许多学生创造了不同的人生,最使我高兴的就是这一件事。」 节目内,茅于轼从财富创造及财富分配这两方面,评价改革开放的成绩。

〈柳传志(民营企业家)〉
 
改革开放在中国迎来的最大转变之一,是民营企业阶层的出现、成长和得到认同。今日,不少中国企业甚至已经跨出国门,到外面世界和对手比拼实力。以经营电脑产品起家的联想集团是这一批企业的表表者,而它的创办人柳传志,在改革开放推行30周年之际,更频频被记者包围邀约采访,因为他被认为是改革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家的风云人物。

1984年,当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苕提出中科院也要开办公司时,社会上对知识份子下海经商的现象还在议论纷纷,但在计算技术研究所当工程师的柳传志却是义务反顾,坚决报名要做这事情。

1992年当香港电台第一次采访柳传志时,联想集团在北京只是刚刚闯出名堂。之后,短短十年间,它便成为内地家喻?晓的电脑品牌,柳亦当上了「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3年前,联想更跨出国门收购IBMPC,一度跃升成为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生产商。

过去20多年来,柳传志怎样摸着石头过河,突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去进行市埸竞争,成就今天的事业?在他眼中,改革再行下去,又该何去何从?

〈冯骥才、华新民、李玉祥
(同为保护中国文化遗产而奋斗)〉

 
早在九十年代,天津进行老城和估衣街改造时,中国当代作家兼画家冯骥才,义卖字画筹款抢救老街;可惜,抵不过官员追求政绩的雄心,失败而回。

在文化名城北京胡同里,一个中法混血儿华新民,走遍每条胡同轻敲每个四合院的门,写出门后的故事,呈示四合院的美,以为可以打动地产开发商的心,手下留情,搁置清折胡同发展商业区的计划。

从城市到古村落,摄影师李玉祥相信唯有和时间竞赛,斗快跑遍未受现代化影响的古村落,捕捉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的影像,才可抵挡经济发展破坏文化的浪潮。见证了国门对外大开时,中华民族急于追求经济成果而牺牲了古城老街的历史文化,冯骥才,华新民和李玉祥都想尽帛力抢救属于我们的文化遗产。

〈钱钢(著名作家/传媒工作者)〉
 
对钱钢而言,在中国传媒史上,北京东直门内海运仓二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地方是中国青年报社的所在地,在1956年和2006年,相距半个世纪,同一个地方发生了两个历史性事件。前者是该报记者刘宾雁被打成右派,后者是该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停刊整顿,正副主编同被撤职。50年前和50年后,被清剿的恰恰都是体制内最宝贵的进步力量。

钱刚从事传媒工作三十年,是内地著名记者及作家,作品包括《唐山大地震》和《大清留美幼童记》,现在是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专责培育传媒新一代。

历史仿佛在重演,传媒的控制和压制不断重复。从这些故事里,钱钢看到了半个世纪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传媒。但是,历史的原貌却并非如此。民国初的报纸是敢言的,共产党的传媒还发表过要求“结束一党专制”的文章。政治风向的改变玩弄了传媒人的命运,建国以后,争取自由的传媒人备受摧残。作为一名中学生,钱钢也参与了对著名报人的批判。一个少年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居然如此顺理成章。

抗争和压制的博弈不断进行。从刘宾雁到卢跃刚,从戴煌到钱钢,前代报人的精神得到了继承。历史总在进步之中。钱钢用三个C来形容中国传媒:Control控制;Change改变;Chaos混沌。说混沌,是因为今天的今天的中国传媒似乎采取了看来互相冲突的政策:既要它们听话,又要它们赚钱。经营的包袱抛比市场,大量商业化媒体应运而生。很多编辑希望刊登的报导系,首先政治正确,然后是耸动的新闻。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传媒人经历过那么多困难却始终不放弃?钱钢看到,是因为历史,因为中国社会整个大变化让人看到希望。光看一年可能看到很多坎坷,但看60年,你就发现根本的变化。

〈王丹(89学运领袖)〉
 
2009年对王丹来说肯定是特别的年份。今年,他将踏入40岁;这一年也是64事件发生的二十周年。这位在文革及改革开放年代下成长的学运领袖,20年前以北大学生的身份,领导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浩大的民主运动;之后,他两度被判入狱,1998年,以保外就医名义流亡美国。去年,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但回国的申请却一直未获当局批准。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了三十年,回顾这三十年的历程,我们谈论的到底是『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当我们讨论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改革』与『开放』也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到底是『开放』多,还是『改革』多?」当人们习以为常地把改革开放挂在口边笼统的说着时,相信没几个人会像王丹那样注意到改革和开放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政府最初提出要推行改革时,也的确不仅止于经济领域,事实上,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就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十三大的报告更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在中国是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鼓励少数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来的方式,结果造成社会矛盾,引致89年爆发那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并没有实现,但这些年来公民社会的出现、互联网的蓬勃增长和传媒的一些发展,却让王丹对中国的民主路程充满希望。「未来的十年,观察中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看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当有一天,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使得社会力量开始超越国家力量的时候,就是『黄金交叉点』的出现,是中国真正实现政治转型的起点。」

〈江平/许志永〉
 
江平,前政法大学校长,被称为「民法学泰斗」;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法学教师,法律界维权组织「公盟」创办人。一位年近八十,经历过「无法无天」的动荡阶段,起草过重要法律《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从建国到改革,江平目睹中国法治的进进退退。他坚信法治理念的核心价值是政治民主和人权自由,没有这些价值,法律是苍白的。

一位不到四十,积极投入维权活动,以法律知识抗衡社会的阴暗面,是变革下的新一代法律人,许志永不停冲击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黑监狱」、办理冤案、毒奶粉官司,以行动争取民主法治的中国。生长于不同年代,同样期盼中国走上真正法治之路。

〈陈桂棣〉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与妻子吴春桃,用了一年半时间深入安徽50多个县市的农村,了解农民的实况,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最后他们把调查所得写成20万字的报告文学,在内地引起极大回响。由于这本书揭露农村大量不公平现象与官场黑暗,被当局查禁,但陈桂棣凭著作品赢得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而且被「时代」杂志选为2005年度其中一位亚洲英雄。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自农村开始,但农民今天的生活仍旧困难,三农问题一日未解决,国家便难以步入小康,陈桂棣怎样为三十年中国的农村变化把脉?

〈吕植(自然保护学家/科学家)〉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转变,亦都为吕植铺开一条崭新?人生路。八十年代中开始,她投身自然环保工作,从野外研究濒临绝种的国宝大熊猫开始,到致力生态环境的探索实验,她始终站在中国环保工作的最前线。

中国的生态环境,对全球具有战略性地位,植物多样性,位列世界第三;野生动物占全球一成,青藏高原,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既的地方,所以,保护中国生态环境,其实是关乎全世界的未来。两年前,她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自然保护中心,并跟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西部地区,推行环保项目。当居民仍然生活在贫穷状态的时候,怎么能解决环境保护的需求?当社会以经济发展为主导,怎样解决环境问题?「我们的社会是面临一个社会的整体的价值观,怎么样让大家在发展中,一方面获得财富的累积,同时让心灵有个踏实,精神家园的一个需求,这个是中国社会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自然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她肯定的说。

〈程翔(资深传媒人)〉
 
程翔,资深的传媒人。2005年8月5日,国家安全局以间谍罪名逮捕了他;2006年8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程翔间谍罪成,监禁五年;去年春节前,获假释回港,现刚好满一周年。一段如恶梦般的遭遇,最易令人崩溃,「逮捕后,被单独囚禁,所有的窗帘都是整天拉上。到后期,我真的想发癫了,我大声喊叫,给我笔、给我纸,我要写东西!」最后,程翔想通了,自己没有做错,于是写下一对对联,以铭心志:「书生报国无长物,忠肝烈胆一秃笔」。

书生无权无势,但有的是忠肝烈胆,有的是笔,最能人钦佩是无私的报国心。这就是程翔。程翔回首建国六十年来种种政策的功过,并指出要完成邓小平的梦想,即中国于建国100周年全面实现现代化,那便不能只讲经济的改革,还需要政治改革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