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在大陆新闻业，所谓「红包」，是指记者在采访或报导新闻的过程中，收受受访人或组织提供的礼物或者金钱。红包现象在中国存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它的存在是「权利寻租」的结果，因为媒体拥有「第四权力」，通过报导可能会给个人或者组织带来巨大的收益或者损失。

　　所谓「新闻真实性」，指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过的「事件」，记者通过可靠的消息来源报导事件真相，不作遗漏或夸大。(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00/40528/40529/2986266.html)

　　「红包」和「新闻真实性」是两个相互冲突的概念，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新闻价值」的冲突，其根源是新闻事业的双重性质。

「红包」与「新闻真实性」的冲突
　　诚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所言：「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受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要尽经理之职，这两种职务有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展江《怎样解读美国新闻事业》http://www.people.com.cn/BIG5/14677/22100/41466/41467/3028067.html)。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新闻事业应当尽其社会责任，避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为民众提供「真实」的新闻；从经理的角度来说，新闻媒介作为市场主体之一，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这种追求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在损害新闻媒体专业性基础上的「红包」现象。在中国大陆，由于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迅速变化，这两种职务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大陆「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红包」影响新闻记者的写作，并且影响他们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国大陆的「红包」一般都是以现金的形式出现的，相对于记者人工来说，「红包」金额所占比例较大，记者写作新闻时，很难不受「红包」诱惑。举例来说，北京一份市属报刊记者月薪大概是四千元人民币，一场活动的「红包」在二百到五百元之间，占记者月薪的5%到12.5%。

　　其二，中国大陆记者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或惯例，很难拒绝红包现象，也很难在收受金钱之后维持中立态度。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导师梁丽娟表示：「拿钱是一种不专业的表现，是一种倾向，别人为什么给钱，就是希望你报导对他们好的东西，通常拿了钱，就要写一些堂堂皇皇的东西，否则别人就不会叫你来写。」

　　红包金额过高，记者专业素养不高，造成了「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较大。但就大陆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其政治和经济形态的特殊性，「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不能用「有」或者「无」来回答，它应该放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笔者由此引出「红包经济」的概念。所谓新闻业的「红包经济」，是指不单纯的从道德的角度去批判新闻界收取红包的现象，而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谁在给红包，谁在收红包，哪个层次的人收的多一些，整个红包呈现怎样一种经济形态等。

「红包经济」的概念
　　根据「红包经济」的概念，本文将从传媒机构(收红包的)和组织或个人(给红包的)两个方面，分析「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就传媒机构而言，其影响力越大，受外界环境限制就越小。影响力较大的传媒机构的记者，即使收了红包也可以不买账，继续维持其较为中立的态度。因为这类机构公信力强，对组织或者个人而言，只要不是负面的报导，就已经是一种无形信誉的构建。相对而言，影响力较小的传媒机构，经济状况一般不佳，机构以及记者都需靠收取红包维持生存，因红包不仅能为机构带来额外的收入以留住记者，还能为机构维持较为稳定的消息来源。这类机构一般会按照受访者的意思写新闻，以争取之后的合作，维持自身的经营，但其新闻真实性往往受到牵制。

信誉与红包的关系
　　就组织和个人而言，其影响力越大，对传媒的干预就越小。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李立峰教授表示：「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机构都需要给红包，但最需要给红包的一定不是中国移动，最需要给的可能是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在笔者看来，组织或个人的影响力越大，其公信力就越高，足以成为传媒的报导方向；「红包」只不过是他们表达「礼节」的方式，记者在报导这类新闻的时候，可以较为公正全面、真实的报导。相对来说，一些影响较小的组织或者个人，其公信力一般不高，派发红包的主要意图是希望通过传媒达到宣传的目的，其影响新闻真实性的意图比较明显。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将「红包」和「新闻真实性」之间的关系绘制成下列图表，分四个类型讨论阐述。

依靠红包建立的关系
　　其中，图(3)所指，就是当新闻媒介的影响力小，组织和个人的影响力也小的时候，「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最大。因为此时，媒介影响小，公信度低，需要靠收取报导「红包」来维持其自身的经营管理，为了建立良好的报导关系，媒介需要报导组织或者个人倾向的内容；组织或者个人的影响小，担心不足获得报导，欲以「红包」促使媒体开口来宣传自己，同时影响媒体的报导方向。这时，新闻媒介与组织或个人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图(2)所指，乃当新闻媒介的影响力大，组织或个人的影响力也大的时候，「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最小。因为，媒介的影响力大、公信度高，不需要靠红包来维持其经营和管理，所以即使媒介收取红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写新闻；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会为了一点点红包钱而丧失媒介的生存之本—公信力。从组织和个人而言，其影响力大，公信力强，自身的新闻价值已经很高，足以成为媒体报导的对象，他们给红包不是为了影响记者报导的倾向，而是为了通过「红包」表达「礼节」。这个类型中，新闻媒介可以较为真实地报导新闻。

真实报导新闻的条件
　　至于图(1)及图(4)两种类型，「红包」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处于中间地位。

　　在图(1)中，组织或者个人的影响力较大，不会把太多精力放在影响力较小的媒体身上，但媒体为了通过组织或个人的报导来实现其新闻价值，也会去报导他们的新闻。这种类型属于新闻媒介依靠组织和个人的类型，在这个类型中，因为组织和个人对媒介没有太大的期待，所以不会对其施加太大影响，媒介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较为真实的报导新闻。

　　在图(4)中，组织或个人的影响力较小，需要依靠媒介来建构自己的影响力；但此时新闻媒介因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会单纯的听从组织或者个人的安排，媒介会有自身的想法，可以较为公正真实的报导新闻。

结论
　　综上所述，「红包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了至少二十年的时间，今后的短时间内，它不可能消失。一是因为现在很多报纸的经济状况不佳，需靠「红包经济」来留住记者和消息来源；二是在中国大陆，媒体作为宣传政府的角色很难改变，除非政府开放新闻业，让商业报纸参与到竞争中，否则「红包经济」很难消除。

　　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红包经济」，但从上述的模型图中，可以尝试通过适当方法将「红包经济」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适当降低。

　　一、上图反映，公信力较强的媒体受「红包经济」的影响较小，其报导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度，报导内容也较为真实可靠。所以，影响力较小的媒体最好不要陷入受企业和个人影响的怪圈，应当采取适当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公信力，这样不仅有利于在竞争中获取有利的地位，也可以达到其新闻报导「客观真实」的目的。

　　二、对于影响力较大的媒体，为了维持其自身公信力，最好报导图中(2)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减少图(4)的报导量，或者在其报导的过程中维持自身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