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又一个柔弱胜刚暴的故事。
他的过人魅力不在于有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能量,可跟执政者一较雄长,而更在于其谦卑和努力,以识见为力量,接迭不断,活出做人的原则,展示国家必须和平演变,推行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才有望走上政治清明的康庄大道。
维护历史真相
在众多权利之中,他尤其珍重言论自由的可贵。刘晓波慨叹,在当局强权镇压和制造繁荣之下,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真相已被权力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歪曲,良知被金钱收买。」官方垄断言论空间,打压异己,加上「向钱看」的大势所趋,在政治权势和金钱现实下,参与八九民运的一代人很多都退回自己的空间,「莫谈国事」。部分人则变身大资本家,或者成为当时得令的「御用智囊」,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辩辞,把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八九民运,描黑为少数人策划的阴谋叛变,把开枪杀人视作别无选择;更把政治改革贬为不合国情的妄想。结果,八九民运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改革诉求,在官方舆论主旋律下,面目日渐模糊,年青一代对八九民运所知不多。
依刘晓波的看法,淡忘八九民运,只是国人在资料封锁和言论禁制下,淡忘历史的众多事例之一。其实五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历史真貌;六十年代成长的又不清楚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七十年代的就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结果下一代不知上一代的历史,令国民无法从历史记取教训,也因此难以防范历史悲剧的重演。面对种种压制,刘晓波主张民间要追寻真相就只有靠个人的勇气去作见证,为历史留下记忆。
伸张思想自由
除了歪曲历史,言论不自由同时阻碍了思想自由的发展。国家机器严密监管言论,令衷心的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动辄得咎。后果不仅窒息了思想发展,更破坏了人际的互信关系,个人只有退回自己的小圈子,每个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言不由衷。可供你选择的只有两个:继续思想却不能公开表达,还是索性不思不想。若多数人耐不住前者的痛苦而选择后者,根据刘晓波的想法,只会养成愚忠和奴性,应合了极权管治既要强权也要顺民的两重需要。
因此,刘晓波深信改造国民性格的关键在于言论自由。他认为,长期以来连串政治运动给受整肃者带来莫大的损害,国民面对严厉的思想管制,当然不会硬闯关,只会变得冷漠、回避,甚至转为相信「天下没有东西是真的」,对什么事也认为不必太认真,人们逐渐变得「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在公开场合不会放过献媚权贵的机会,私下却又尽情调侃官方,月旦人事。要扭转犬儒的社会风气,改造极权管治,推动社会取得更大的自由,刘晓波主张,首要任务是争取言论自由,由已醒觉者先行,以他们敢怒敢言的独立思考,讲真话、求真相,以身作则,逐步凝聚力量,呼唤及坚持正义,从而「点燃人们追求自由之火」。
推动舆论监督与民权力量
有些人不认为舆论监督是民众讨回公道的唯一手段,因为民众亦可通过上访或诉诸法律讨回公道。但刘晓波通过分析国情,认定开放言论,推动舆论监督,才是为黎民百姓伸张正义的有效途径。他指出,上访案件之中,得到解决的只占总数不到千分之二,信访制度只是聊胜于无。近年来,信访制度虽有改革,由二十八个部门组成联席会议,信访条例也通过了,以「疏通信访渠道」,保障公民有申诉的权利。问题是,信访制度的负责机构责任重大,包括掌握情况、提出对策、协调有关组织、督促落实对策等,但却无特别权力驾驭涉案的官员及架构,因此实效不大,点缀味道多于一切。加上司法仍欠独立,能否用司法渠道寻求公道当属疑问。因此,既然属于行政救济的信访制度收效不大,司法救济的法庭审案成效可疑,倒不如赋予传媒法律保障,通过舆论监督,权充人权救济的手段,为受欺凌者讨回公道。
言论自由的另一民主用途,在于滋长民间抗衡力量,伸张民权。正如刘晓波指出,言论自由容许民意汇聚,形成公众意志,从而发挥舆论压力。例如曾有众多网民在网上表达对某位反腐败官员的强烈支持,再逐渐形成「舆论潮」,令这位体制内人物得到意料不到的重视。换言之,体制外的舆论压力可兑化为体制内的反腐败资源。更重要的是,伴随社会及经济变迁,刘晓波察觉到,不少社会群群体及个人不仅经济独立,权利意识亦已觉醒,敢于挺身而出,挑战官方的压迫或者不合理政策,令民间维权活动纷纷涌现,前仆后继。这些民间力量能否进一步巩固、加强,从而分工合作,除有赖组织协调外,亦取决于民间组织如何运用及扩濶言论空间,加强沟通切磋,互相关照、支持。
发展民主和法治
从宪政的角度看,刘晓波更主张言论自由是公共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前题。
近年来,官方尽管强调要共建和谐社会,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但社会现实却是布满着冲突、争端、分裂、矛盾。在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下,社会却出现了连串耸人听闻的惨案。矿井爆炸、学生大批中毒、有毒奶粉、有毒疫苗致命等事件时有所闻;官民冲突此起彼落,由浙江东阳、江苏无锡到重庆万洲、四川汉源,从北京郊区、西安莲湖到广东中山、广西南宁,先后出现大规模官民冲突,有些更持续一个月;而社会矛盾亦到处可见,由强行征地不给合理赔偿、工人医疗保险及养老金给人挪用,到地方部门侵占民营企业、卖地收入不知所踪等等。但与此同时,政治压制却有增无减。当局过去集中整肃政治异见分子,现在更将控制网扩濶,例如镇压法轮功运动、打击取态开明的自由派学人、逮捕为民请命的维权律师、政治审查互联网站、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记者等,近年又特别注意网上的议论,严密规管大学BBS及民间网站。
在刘晓波看来,冲突频生,矛盾处处,是由于过时的政治体制无法追上新的社会形势。巿场经济的发展令不同行业、阶层、地区得到不同的利益,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磨擦以至冲突增加在所难免,但政治体制依然故我,腐败不止,令权力向某些群体倾斜,制造不公不义,引起民间的反抗就更大。再者,官方日渐丧失意识形态以至文化霸权,民间社会由文化品味到价值观念都走向多元化,其中不少民间组织以至部分体制内精英,都较以往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部分甚至坐而起行,为自己为公众讨个公道。反观权力架构则原封不动,应对矛盾的策略基本不变,依然是控制为主,甚至舍本逐末,视民间对抗为动乱之源。
正本清源,刘晓波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发展民主和法治,从而面对问题、沟通理解,而不是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例如批评政府和街头政治,只要是和平表达诉求,根本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既可容纳不同意见,亦可保持社会稳定。
以言论自由的权利为核心,刘晓波筑起未来中国的理想景观,由维护历史真相、伸张思想自由、民主发展到宪政建政,清楚展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议程和要素。
没有革命的呼号,更不带任何武力,刘晓波不外是通过以理服人和联署行动,汇聚社会力量,向政府施予道德压力,让国家制度回归宪法的承诺,迷途知返。手无寸铁的论政书生遇上雄狮百万的国家机器,书生最后恶运难逃,却以平和而理性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关注和认同,反观以不断打压把书生变成国际舆论焦点的大国政府,一下子却站到现代文明的对立面。
从「六四」到今天,刘晓波深信自己没有敌人,但在道德和识见上,高墙和鸡蛋两相对照,究竟谁高谁低,还有比今趟更清晰分明吗?
他的过人魅力不在于有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能量,可跟执政者一较雄长,而更在于其谦卑和努力,以识见为力量,接迭不断,活出做人的原则,展示国家必须和平演变,推行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才有望走上政治清明的康庄大道。
维护历史真相
在众多权利之中,他尤其珍重言论自由的可贵。刘晓波慨叹,在当局强权镇压和制造繁荣之下,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真相已被权力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歪曲,良知被金钱收买。」官方垄断言论空间,打压异己,加上「向钱看」的大势所趋,在政治权势和金钱现实下,参与八九民运的一代人很多都退回自己的空间,「莫谈国事」。部分人则变身大资本家,或者成为当时得令的「御用智囊」,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辩辞,把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八九民运,描黑为少数人策划的阴谋叛变,把开枪杀人视作别无选择;更把政治改革贬为不合国情的妄想。结果,八九民运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改革诉求,在官方舆论主旋律下,面目日渐模糊,年青一代对八九民运所知不多。
依刘晓波的看法,淡忘八九民运,只是国人在资料封锁和言论禁制下,淡忘历史的众多事例之一。其实五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历史真貌;六十年代成长的又不清楚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七十年代的就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结果下一代不知上一代的历史,令国民无法从历史记取教训,也因此难以防范历史悲剧的重演。面对种种压制,刘晓波主张民间要追寻真相就只有靠个人的勇气去作见证,为历史留下记忆。
伸张思想自由
除了歪曲历史,言论不自由同时阻碍了思想自由的发展。国家机器严密监管言论,令衷心的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动辄得咎。后果不仅窒息了思想发展,更破坏了人际的互信关系,个人只有退回自己的小圈子,每个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言不由衷。可供你选择的只有两个:继续思想却不能公开表达,还是索性不思不想。若多数人耐不住前者的痛苦而选择后者,根据刘晓波的想法,只会养成愚忠和奴性,应合了极权管治既要强权也要顺民的两重需要。
因此,刘晓波深信改造国民性格的关键在于言论自由。他认为,长期以来连串政治运动给受整肃者带来莫大的损害,国民面对严厉的思想管制,当然不会硬闯关,只会变得冷漠、回避,甚至转为相信「天下没有东西是真的」,对什么事也认为不必太认真,人们逐渐变得「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在公开场合不会放过献媚权贵的机会,私下却又尽情调侃官方,月旦人事。要扭转犬儒的社会风气,改造极权管治,推动社会取得更大的自由,刘晓波主张,首要任务是争取言论自由,由已醒觉者先行,以他们敢怒敢言的独立思考,讲真话、求真相,以身作则,逐步凝聚力量,呼唤及坚持正义,从而「点燃人们追求自由之火」。
推动舆论监督与民权力量
有些人不认为舆论监督是民众讨回公道的唯一手段,因为民众亦可通过上访或诉诸法律讨回公道。但刘晓波通过分析国情,认定开放言论,推动舆论监督,才是为黎民百姓伸张正义的有效途径。他指出,上访案件之中,得到解决的只占总数不到千分之二,信访制度只是聊胜于无。近年来,信访制度虽有改革,由二十八个部门组成联席会议,信访条例也通过了,以「疏通信访渠道」,保障公民有申诉的权利。问题是,信访制度的负责机构责任重大,包括掌握情况、提出对策、协调有关组织、督促落实对策等,但却无特别权力驾驭涉案的官员及架构,因此实效不大,点缀味道多于一切。加上司法仍欠独立,能否用司法渠道寻求公道当属疑问。因此,既然属于行政救济的信访制度收效不大,司法救济的法庭审案成效可疑,倒不如赋予传媒法律保障,通过舆论监督,权充人权救济的手段,为受欺凌者讨回公道。
言论自由的另一民主用途,在于滋长民间抗衡力量,伸张民权。正如刘晓波指出,言论自由容许民意汇聚,形成公众意志,从而发挥舆论压力。例如曾有众多网民在网上表达对某位反腐败官员的强烈支持,再逐渐形成「舆论潮」,令这位体制内人物得到意料不到的重视。换言之,体制外的舆论压力可兑化为体制内的反腐败资源。更重要的是,伴随社会及经济变迁,刘晓波察觉到,不少社会群群体及个人不仅经济独立,权利意识亦已觉醒,敢于挺身而出,挑战官方的压迫或者不合理政策,令民间维权活动纷纷涌现,前仆后继。这些民间力量能否进一步巩固、加强,从而分工合作,除有赖组织协调外,亦取决于民间组织如何运用及扩濶言论空间,加强沟通切磋,互相关照、支持。
发展民主和法治
从宪政的角度看,刘晓波更主张言论自由是公共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前题。
近年来,官方尽管强调要共建和谐社会,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但社会现实却是布满着冲突、争端、分裂、矛盾。在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下,社会却出现了连串耸人听闻的惨案。矿井爆炸、学生大批中毒、有毒奶粉、有毒疫苗致命等事件时有所闻;官民冲突此起彼落,由浙江东阳、江苏无锡到重庆万洲、四川汉源,从北京郊区、西安莲湖到广东中山、广西南宁,先后出现大规模官民冲突,有些更持续一个月;而社会矛盾亦到处可见,由强行征地不给合理赔偿、工人医疗保险及养老金给人挪用,到地方部门侵占民营企业、卖地收入不知所踪等等。但与此同时,政治压制却有增无减。当局过去集中整肃政治异见分子,现在更将控制网扩濶,例如镇压法轮功运动、打击取态开明的自由派学人、逮捕为民请命的维权律师、政治审查互联网站、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记者等,近年又特别注意网上的议论,严密规管大学BBS及民间网站。
在刘晓波看来,冲突频生,矛盾处处,是由于过时的政治体制无法追上新的社会形势。巿场经济的发展令不同行业、阶层、地区得到不同的利益,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磨擦以至冲突增加在所难免,但政治体制依然故我,腐败不止,令权力向某些群体倾斜,制造不公不义,引起民间的反抗就更大。再者,官方日渐丧失意识形态以至文化霸权,民间社会由文化品味到价值观念都走向多元化,其中不少民间组织以至部分体制内精英,都较以往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部分甚至坐而起行,为自己为公众讨个公道。反观权力架构则原封不动,应对矛盾的策略基本不变,依然是控制为主,甚至舍本逐末,视民间对抗为动乱之源。
正本清源,刘晓波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发展民主和法治,从而面对问题、沟通理解,而不是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例如批评政府和街头政治,只要是和平表达诉求,根本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既可容纳不同意见,亦可保持社会稳定。
以言论自由的权利为核心,刘晓波筑起未来中国的理想景观,由维护历史真相、伸张思想自由、民主发展到宪政建政,清楚展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议程和要素。
没有革命的呼号,更不带任何武力,刘晓波不外是通过以理服人和联署行动,汇聚社会力量,向政府施予道德压力,让国家制度回归宪法的承诺,迷途知返。手无寸铁的论政书生遇上雄狮百万的国家机器,书生最后恶运难逃,却以平和而理性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关注和认同,反观以不断打压把书生变成国际舆论焦点的大国政府,一下子却站到现代文明的对立面。
从「六四」到今天,刘晓波深信自己没有敌人,但在道德和识见上,高墙和鸡蛋两相对照,究竟谁高谁低,还有比今趟更清晰分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