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事件发生后,新闻传媒自然争相报道,其中报纸因为有较多篇幅及对事件各有立场看法,所以呈现出来的现象更令人感兴趣。而且随着涉及两位候选人的负面新闻不断,他们的民望如坐过山车,这些都反映在一些传媒赞助的民意调查结果之中。
本文的目的是展现过去三个月有关特首选举的报章报道,特别是着眼于三位候选人的正面、中立和负面报道取向及走势。此外,我们将十九份香港报纸分为四个类别,看看不同类别报纸的报道偏向有何异同。
笔者在上期的《传媒透视》及3月21日的《明报》写过较早前的特首选举报章报道。本文则包括过去三个月的报道情况,并探讨报章报道和民意调查结果的关系,最后总结在这次选战报道中报纸的表现和不足之处。
本文的资料来自十九份报纸,日期由1月1日至3月31日共十三星期,包括新闻版面中的特首选举新闻、评论及专栏,但不包括副刊、娱乐等版面的相关内容。我们要特别感谢中文大学修读「新闻剖析」科目的六十五位同学,没有他们付出那么多时间收集资料,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分析过万条有关特首选举的新闻标题。
三位候选人的报道偏向
在一月,唐英年的负面报道比梁振英多 (见表一)。但在梁涉嫌在西九设计比赛漏报利益首先在2月1日被报刊披露后,梁的负面报道连续两个星期反超前,直至唐英年的僭建事件在2月13日曝光。僭建事件影响唐的报道取向极大,成为个别候选人有最多负面报道的两星期。
梁营涉及介入黑金政治于3月7日在杂志曝光,梁振英及唐英年均对有关报道作出回应澄清。在事件曝光的星期,梁及唐的正面、中立及负面报道数目相若,可见事件对候选人的影响有限。但接下来的一星期,即3月16日传媒举办的特首选举辩论时,梁的负面报道明显比唐的为多。唐英年在辩论中指控梁振英曾说使用防暴队对付廿三条示威者及缩短商台续牌,对梁的报道取向于投票前一星期有些微负面影响,同样对唐也有些负面效果。到了投票后,报纸对两人的报道仍是以负面为主,但对梁则在最后两星期有点改善,而且有关报道较多。
泛民的何俊仁没有卷入什么争议事件或丑闻,他所得的报道数量很少,而且持续是非常负面的,相信与亲中报章和其他一些报纸的取态有关。
四种报纸的报道偏向
整体而言,大众报、中产报、免费报、和亲中报的报道取态颇不相同。从表二可见,大众报和免费报都倾向负面。中产报以中立的报道居多,但其负面标题比正面的多出超过一倍。虽然选举期间出现大量丑闻,但亲中报对梁和唐的报道仍然以中立和正面为主,但对何就非常负面。
由于有农历新年,在一月底各类报章的报道都颇正面,但之后大量丑闻的出现,令四类报章的负面新闻数目都攀升至高点。之后三类报纸的负面报道虽然回落,但一直徘徊在四成左右。亲中报的负面报道最少,而且它们在选举后的一个星期,负面报道马上暴跌,正面报道上升。可能因为胜负已定,亲中报要为候任特首造势和稳定建制局面。
从报纸标题可见,选举前三个月的议题有颇大分别。在一月和二月,香港政治和政策议题占了很多新闻篇幅。但关于政府和政党的报道在三月都比较少,而有关中联办、泛民和工商界的报道明显增多。对中联办和泛民的报道变得更负面,可能是因为中联办被指干预特首选情,而泛民则被指批评选举制度和鼓吹流选。报纸对商界的报道增加了,相信是因为传媒关心亲唐营的商界会否转軚。
报道和民意的关系
在过去三个月,有关候选人的报章报道和他们的民望升跌,存在明显的关系。图一显示三位候选人每月的平均报道偏向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百分比之差)。图二是他们「出任特首适合程度」的分数,资料来自中大传播研究中心所做的特首选举追踨民意调查。
我们可见对梁振英的报道偏向从一月到三月下跌了很多,他的民望评分也相应降低了。唐英年的走势呈V型,其报道偏向先暴跌后回升;而其民望也同样先降后稍回升。换言之,梁、唐二人的报道偏向和民意走向相一致,虽然两者的相应幅度不同。何俊仁的报道偏向一直向下,但其民望分数却稍微向上,两者的走向相反。原因是尽管何俊仁没有涉及丑闻,而且他在两次辩论中有不错表现,有部分报章仍不断对他作负面报道,可以说这些报道是「对人不对事」。何俊仁的良好辩论表现,为他赢得一些口碑,所以其民意分数有些增长。
在这次特首选举中,候选人的言行动向被传媒广泛报道评论,市民得到相关资讯并形成意见,透过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出来。候选人、传媒和民意之间有个互动过程,传媒的报道有凝聚和反映民意的功能,可能某程度上影响了选情甚至选举结果。有了这个互动机制,候选人有压力要回应民意走势,做些相应的调整来增加自己的当选机会。多个民意调查机构一同参与,令大家做得更小心谨慎,使调查更公开和结果更准确,也让市民间接参与了这个选举,补充了小圈子投票制度的不足。
检讨报纸的报道表现
从上述的资料数据分析近月报章的特首选举报道表现,令大家都担心它们是否真正做到传媒应有的角色。无疑各大报章用了很多人力和资源来报道及评论这次选举,但它们的表现能否令人满意?是否符合专业要求?有否改进空间?
首先,报章的负面选举新闻太多,政纲及持平的评论不足。当然报道的偏向和发生事件的性质有关,丑闻不断就自然带来负面报道。但记者编辑们有否主动发掘一些对选委和市民「有用」的候选人资讯 (如政纲)?比例上够不够多?还是只是争相追逐丑闻,单看材料的爆炸性?
其次是事实与意见的混合。新闻界的传统智慧要求报道和评论分开,新闻要真实、客观和持平,评论可以有立场但要讲理据。我们看到这次选战的一些新闻,报道和评论不分,不少新闻标题充满倾向性,尤其在「西九事件」、「僭建风波」等事上,事实与意见互相渗透,大家似乎看到的newspaper变成了viewspaper。
第三,小部分报纸不单跟进丑闻事件,还主动炒作甚至制造 (manufacture) 新闻,「揭黑」变成「抹黑」。实际效果是有少数报章系统地攻击某候选人,或间接协助另一参选者。有编辑在处理内容时抽起不合意的稿件,「润饰」人家的文章,编辑变成了「偏辑」。也有报纸将丑闻主角美化,坏事当成好事来报道。这些倾斜式的新闻和作假的意见,在这次选举报道中屡见不鲜。
第四,香港新闻界强调编辑自主,由记者和编辑作专业判断去处理新闻。但在这次选举报道中,个别传媒老板的身影或明或暗,对所属报纸的报道和言论似乎有相当影响。现时的传媒都是由财团企业经营,老板有不少其他生意和政经利益考虑,编辑部的独立自主并非必然。
第五,不同类型的报纸向来表现有别,因为它们要面对自己的目标读者,因而各有风格和立场取向。一些大众化报纸走主观煽情路线,这不是为奇,但今次选举中一些精英中产报也不遑多让,其立场偏向更甚于大众报纸。亲中报纸在过程中对唐、梁两人采取机械式的中立平衡报道取向 (但对何则不同),令大家印象深刻。到了投票前一星期,它们的微妙立场转向,更成为了大家了解中央意旨的风向标,也值得一记。
最后,上述这些报道特征会引起甚麽反应?其中一个不良后果是令市民不信任传媒。根据中大亚太研究所在三月进行的调查,三分二的市民认为选举的负面新闻太多,六成人认为候选人的政纲资讯太少。只有一成人觉得传媒的报道是客观中肯,三分一市民表示传媒报道属过分渲染。更严重的是,三成半的人觉得没有一份报纸值得信任。
这些数字值得业界检讨反省。期望新闻界在下次选举报道中,能有所警惕及加以改进,不要辜负市民所托。大家也要对各传媒有更多了解和作出比较,监察它们的表现,令其成为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健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