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之四重逻辑：政府－公民关系、政治表达、国际关系、公民隐私

　　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注定是一个令美国政府尴尬和不安的人物。这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上月（6月）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一个名为「棱镜计划」的针对多国政府的窃听以及黑客入侵活动的文档，披露给《卫报》（The Guardian）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期间他先是出走香港寻求政治庇护，其后又离开香港，未来行踪未明，一说仍滞留俄罗斯，一说可能前往委内瑞拉，并有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政治庇护。事件一出，各方哗然。如今事件已趋近沈寂。从学理角度来看，该事件或是「轶事」一般的个案（anecdotal case），而重要的是这宗国际新闻背后折射出的多重逻辑─政府－公民关系、政治诉求的表达、国际关系、以及个人隐私保护这几重敏感议题逻辑的交织。

特殊的政治表达
　　第一重逻辑是员工和所任职机构的关系。无论其就职单位具有何等传奇色彩，斯诺登终究只是一名普通员工，其行径违反了入职时签订的保密协议，盲目给他贴上「英勇正义」的标签，不过是为员工抗命进行道德上的维护。同理，如果在道德上认同「无商不奸」，人们当然可以把证券行业内部「吃老鼠仓」、私自泄露商业机密的投机行为认为是正义的。社会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石之一，首先是契约精神，及其衍生的法治精神。只要现有社会架构和社会分工经已存在，任何行业必有其专属机密，从可口可乐和云南白药的配方，到地皮竞标的内幕，也自然包括一个国家的政经机密。

　　以上逻辑当然是理想状况。将其上升到个体政治参与和政治环境的层面，就进入第二重逻辑。若一个国家的（某部）法律是「恶法」，或者人们对政府人员或施政有异见，个体力量远远悬殊于强势的政府，公民当然有权进行各种意见表达行为。西方政治参与的文献描述了林林总总公民向政府表达政见的例子，从投票、签署联名请愿书、发起和参加示威游行、联络各级媒体、乃至和国家机器发生暴力冲突甚至公民抗命。1然而，成熟的政治参与的基本要义之一，并非是为了和政府冲突而冲突，更不是图一时泄愤的爽快，而是力求多元政见在慎思审议、对社会议题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并存，遏制政府滥权，维持社会各个机构良性运行，促进社会进步和改良。

　　这重逻辑下，如果把斯诺登的行为算作一种特殊的、非传统形式的政治表达，尽管其行为貌似是在对抗一个政府不公义的行径，其做法却值得玩味。当代美国，「泄密者」并非前无古人。评论常将斯诺登和四十年前一位重量级「泄密者」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进行比较。1971年，美国兰德公司前高级军事分析师艾斯伯格因其职务接触到美国五角大楼有关越战「真相」的7000多页机密文件，他将这些文件交给《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时反战浪潮兴起，该文件的泄密是越战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越战的结束还是冷战局势、美国国内其他原因等诸多原因的合力）。

　　从「揭露政府黑幕」和「拯救无知人民」两个角度来看，斯诺登和这位如今年逾耄耋的艾斯伯格貌似有几分相似。然而《中国新闻周刊》引述《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一篇评论则认为，将斯诺登和艾斯伯格进行比较是不妥的，（《金融时报》原文是：Comparisons [with Snowden] to Daniel Ellsberg, the celebrated leaker of the Pentagon Papers in 1971, are particularly inapt）。2当年艾斯伯格首先意图将文件私下提交给相关的议员，未果之后，才向官方媒体提交文件，之后他向美国当局自首并接受起诉─尽管后来因为尼克逊政府的危机，他的起诉均被撤消。而斯诺登并未尝试合法途径而直接使用「政治庇护」的方式，将议题演变成国际关系下的一个棘手而无宜于促成症结解决的难题。人们或许应该重温艾斯伯格于2004年在《纽约时报》针对布殊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所作的评论一篇，其中讲述他当年为何早在1964年就接触了机密文件、但直到1971年才选择违反保密誓言将机密文件泄露：“…I recognized the higher loyalty all officials owe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rule of law, the soldiers in harm’s way or their fellow citizens”。3文章末尾他呼吁当今人们“Do what I wish I had done in 1964: Go to the press, to Congress, and document your claims”，4特引用之，以示对比。

其行为目的与警醒作用
　　这就进入第三重逻辑：斯诺登离开美国，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政治避难，已然牵涉到了国际关系，或曰美国和相关国家的关系。现有资料无法暗示斯诺登究竟是个人行为，抑或得到背后某种利益集团的授意─这些都不是笔者和本文关心和意图探究的问题。问题在于，「谍报活动」自古已有之，更遑论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垒下的谍报活动。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存在，国际关系变迁制衡的力量取决于所谓的国家利益。美国和斯诺登「接触」过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取决于美国与这个国家现时的主要利益与潜在争端。假使斯诺登掌握的情报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国际纷争，这就超出了其自述的此举「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这就进入到第二重逻辑中对其行为目的的疑问：斯诺登究竟是意图破坏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抑或是寻求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改变？如果是目的之一，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其掌握的资料并没有带来类似「终结越战」这般人道的正面效应；如果是目的之二，其行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体隐私之间的平衡，仅仅是一个边缘化的「啓示」作用，对直接促成政策改良效果甚微。

　　于是，第四重逻辑讨论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这重关系是政府－公民关系的延伸。人们是否允许隐私有条件地被国家机器所掌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政治支持程度（political support）、对政府的信任程度（political trust）以及外部政治效能（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所谓政治效能高者，相信政府会对公民的呼吁有所回应、并且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非服务于一小撮利益集团。而政治支持根植于政府的统治合法性（legitimacy）之上─无论该合法性来源于宪政之下的选举、还是来源于专政极权之下的政绩。尽管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统治合法性来源不同、其稳定性和持久性也大相径庭，但是只有在公民认同其合法性的前提下，政府和公民之间相互的权利与义务才有协商的平台，更是进一步实现「普世价值」的前提。斯诺登事件给美国政府的警醒作用是深刻的。国家号称保证国家安全的同时，民众同样可以监督政府的一举一动，从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人事任免程序、资金流动，财物报表，以及其他毋需赘述的各项指标。公民更应有权知道自己的资料被如何使用、如何处理、不被滥用。同时须有相关的法律和申诉程序以遏制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的滥权─要做到这些，许多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给斯诺登草率地贴上「英雄」或「叛徒」的标签都是武断的。民主、自由、乃至乌托邦式的社会，是仁人志士精神世界的诗歌与远方，然其实现并非一朝一夕，任何一个具体事件中的各方主角，都不得不在个体、机构、政府、国家、国际关系这几重逻辑交织之下亦步亦趋。

「监督型公民」
　　最后，笔者必须说明，本文无意偏袒任何政治或利益集团，对于四重逻辑中的每一重，本文仅仅提供一种可能的视角而已，假使每一重逻辑至少有两派对立的视角，对斯诺登事件也可能产生二的四次方、即十六种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国际社会乱象愈演愈烈，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人民处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极为受限的威权统治之下，普通公民如何成为一个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提出的、属于当今时代「好公民」的「监督型公民」（Monitorial Citizen）─知晓天下大事，监视周遭环境，在必要的时刻知道如何行动并恰当地表达民权5 ─值得后续更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检讨。


1 类似文献如 Verba, S., Nie, N. H., & Kim, J.-O. (1971). The m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第15－17页， 以及 Escriba-Folch, A. (2008). High-risk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monstrations and riots under dictatorial regimes. Dados-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is, 51(3), 719-750.
2 见《金融时报》原文：http://www.ft.com/cms/s/0/95478f0a-dcc3-11e2-9700-00144feab7de.html#axzz2YFaiWMa5
3 见《纽约时报》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4/09/28/opinion/28iht-edellsberg.html?_r=0
4 同上。
5 Changing Concepts of Democracy，by Michael Schudson，引自 http://web.mit.edu/comm-forum/papers/schuds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