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疫症与新闻自由

尽管本地传媒的采访手法和报导质素经常受批评，传媒生态也实过于商业化；一场ＳＡＲＳ世纪疫症，却又一次证明新闻自由是香港最大资产之一。

感谢传媒工作者在国家领导人批评下，依然不断广泛报导疫情坏消息，让医护人员和市民表达他们的恐惧，营造适当的社会压力，逼使不果断的特区政府作出迟来而应有的危机处理，同时也让国际社会了解疫症真相，加强全球预防。比较香港跟广东处理疫症情况，结论是香港如果要继续保留国际城市的地位，维持香港新闻自由的最高标准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传媒报导营造舆论压力

香港传媒在这次非典型肺炎疫症中，主要发挥两方面的贡献。

首先，在特区官方还没有正式承认（或企图低调淡化）有关疫症扩散的严重性，传媒已经铺天盖地式的报导真相坏消息。这也许就是龙永图先生所谓十数天头版的「夸张」报导，也正是这些「夸张」报导引起的强烈舆论压力和市民的担心情绪，才令政府面对现实。

现实是三月八日有首名医护人员病发。同日，「凌志事件」被揭，传媒接着数天头条报导「凌志事件」，疫症为二条。这时候特区高层也集中「护松」。三月十二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警告，传媒渐转移焦点至疫症，电台烽烟节目每天与医管局高层对话，更直接让前线医护人员致电讲述肺炎扩散情况。其时，新加坡已经采取严厉隔离措施，中大医学院也揭露社区病例；卫生食物局局长直至三月十八日仍坚称香港没有爆发肺炎。在疫症首周，政府没有特别加强宣传防肺炎知识，市民从传媒和互联网，开始认识预防措施，增购口罩。

缺乏危机处理下的香港，疫症在社区继续蔓延，传媒继续每天头版报导疫情，市面情绪也越来越惶恐，街上「蒙面人」与日俱增。政党和教育界鼓吹学校停课，教育统筹局局长三月廿六日仍称没此必要。次日三月廿七日特首领军宣布包括停课等迟来的危机处理措施，并称他三月十二日已感到情况严重！

及后，淘大花园开始有多人染病，几份最畅销报纸以「大逃亡」等戏剧性形容淘大花园居民迁离居所。这时政府还没有什么危机措施，据闻政府内部有激烈的讨论解决问题。结果，直至有超过百人染病，一半Ｅ座居民已经迁出后，政府才决定隔离。

在这次事件中，本地部份传媒采取惯常的（也向来为人诟病的）煽情和戏剧性报导手法，引起社会强烈情绪的反应后，政府才作应有的措施。夸张煽情的新闻，当然不值得嘉许，但是扭曲的政治制度令香港社会爱各走极端，商业化的传媒迎合社会心态更走极端，政策才拨乱反正，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推动社区关怀精神

传媒的第二项贡献就是营造了一个全香港市民抗肺炎运动的气氛，以及加强社区关怀的精神。在政府还未有大规模宣传市民应该如何预防肺炎、教导如何加强公共卫生之前，本地传媒（尤其通过电台）已开始传播有关市民应该在公众地方配戴口罩和消毒的讯息，市民也争相利用互联网交换有关病症和预防的各项讯息。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有部份传媒、大学以及公民团体，陆续组织一些鼓吹社会关怀和互助精神的活动，由于学校停课和市民减少外出，传媒和互联网在推动这些社区关怀活动方面能够作出较大贡献。而政府在四月五日，才向全港市民派发预防指引。


保持高透明的资讯流通

此时此刻，香港的传媒报导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现在所有传媒都集中ＳＡＲＳ，对其他影响重大的新闻报导较为忽略。例如对伊拉克战争的报导欠缺深度，虽然香港传媒没有前线战地记者，需要依靠外电，起码可以多访问本地和外国专家，加强分析和评论。另外，对财政预算辩论、「凌志事件」的跟进和「二十三条立法」的讨论，这些对香港有深远影响的新闻，报导也较忽略。

比较广东省的情况，我们应更加珍惜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报导（中国的多维新闻网亦转载）有关广东省在疫症初期隐瞒事实的原因和实情。据报，《华盛顿邮报》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机密文件，今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值春节，广东省卫生厅已经得知非典型肺炎在广东蔓延，但广东省政府没有采取应急措施，更没有向外公布，主要因为经济考虑，尤其害怕影响市民春节消费。《亚洲周刊》（三月二日）也报导引起广州公众恐慌的病例发生在去年十二月中的河源市。部份传媒虽然知道有事情发生，但官方拒绝证实，媒体便不敢报导。结果，手机短讯成了民间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也成了散布疫情流言的媒介。可见在这资讯科技发达年代，有事情发生了，官方不透明，不能防止公众恐慌，只会加速危机；若官方真的不透明，那么，新闻自由是社会唯一的防线。

官员害怕引起社会恐慌、害怕影响国际形象、害怕影响经济等等心态不难明白。但是，保护市民健康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个国际城市更有责任保障外地来港人士，保障传染病不会蔓延至全球。香港的政府领导行政素质下降，已经是难过却又不争的事实。现在，除了法治外，唯有一个绝对高透明的资讯流通、极度自由的新闻传媒，能够作为维护香港国际城市的防线。

此间，笔者担心「二十三条」立法后，传媒工作者会不会毫无顾虑地，采访报导港府与内地政府就类似这些可能引起公众恐慌的消息交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