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渡时艰──新闻媒体怎么办?

　　时局艰难，新闻媒体不甘于报导社会的愁云惨雾，更要为方向迷失的社会引路导航，其志向不可谓不宏大。《明报》连续四周的「香港怎么办」系列专辑，正是试图树立新范的表表者。其功过得失，均对本港业界有参考作用，值得深思。

　　与任何怎么办的论题一样，「香港怎么办」必然涉及形势判断、工作目标和策略部署。该系列报导的优劣高低，全系于报导内容是否有助读者认清形势，为眼下的「香港病」准确断症，同时通过分享受访者的经历和识见，让政府及个人洞悉先机，知所行止，从而重拾信心和动力，共同走出政经阴霾的重重纷扰。

「代表人物」代表谁

　　香港困境的病源和处方，众说纷纭，有需要集思广益，理出头绪来。因此诚如该系列的引言所说，「香港怎么办」将访问「社会各范畴的代表人物」，就凭他们的经历和视野，给我们带来前景的曙光。但从二十四位受访者的代表性看，（包括五名高官或行政会议成员、五间上巿公司的老板、七间大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三名娱乐圈人士、两个专业团体的会长、两名工会领袖等），就可见该专辑的视野极为有限。

　　惹人忧虑的是，这样那样的遗漏，不外道出《明报》心目中的香港困境，仅属经济转型问题，只须官商合力思量，困难定能迎刃而解，无须让民选代表、社区组织者、非经济类专业人士参与讨论，尽管他们广泛接触巿民，甚至具政治代表性。但港人面对的挑战，除了经济转型难，还有生活质素差（环境、教育、住屋莫不如此）、人权民主倒退等等。单说经济转型，也不能单纯归咎外在环境，政府施政不善以至企业眼光短浅，同样难辞其咎。《明报》不去深究施政者及地产业如何阻碍经济转型，甚至转移视线，反向这些有份导致今日困境的政商人士讨教应变求生之道，也都算罢，总不能排斥了民众代表和多个界别的声音，还毫无愧色地表示访问了「社会上各范畴的代表人物」。这样做，客气点说，若非不老实，未免是知易行难，弄得名实不符，言不及义。

议政空论多于实事探讨

　　无疑，访问人物虽然难言代表本港各个领域，但总不该因人废言，他们若言之有物，毕竟值得一读。问题是这些人物访问中，言论报导多，实事纪录少，更不要说有分析论述，去评估这些言论和实事含意所在。梁锦松主张政府只教捉鱼不会送鱼，究竟新意何在？从殖民地到特区年代，政府既教捉鱼，有需要时亦会送鱼，梁锦松的说法是否代表政府快要取消综援以至其他福利措施甚或教育资助？还是港府决意不会在经济事务上送礼，数码港事件将成绝响？

　　郭炳联主张深港两地应实行二十四小时通关，因为现时深圳与新界北区楼价距离相差约一倍，二十四小时通关后北区楼价下跌空间不大，反而尽早清除了不明朗因素，有助楼巿回升。不过，据同日刊出的新界北区及深圳楼价比较图表，前者约为后者四倍，事实与郭炳联想像的有颇大距离，二十四小时通关对北区楼巿的震荡会否较其预期为大，《明报》不加细究，把他欠缺根据的主张来做大标题，未免失诸武断。又如任志刚提议「北水南调」，希望内地准许个人及企业资金合法来港活动，记者却不向内地当局或知情者了解，此举对内地金融及经济的影响，从而判断任志刚想法的后果及可行性。也许一面之辞有其诱人之处，甚或予人希望，但记者的职责若不是录音机，就该让受众从多角度理解现实，即使继续争取「北水南调」，也能预知阻力所在，从而克服困难。

训诲他人多于身体力行

　　在缺乏自身经验的引证下，受访者的挚诚忠告往往流于泛泛之论。也许非无道理，但读者更关心的是，说话者如何身体力行，特别在九七经济乱局出现至今，他们怎样从各自的领域实践这些自认可让香港重生的最高原则，期间的起伏跌荡，成败得失，定必发人深省，引人入胜。

　　否则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却事例欠奉，不仅予人勇于责人、宽于责己之感，这些原则是否行之有效，也属未知之数。由亚洲金融风暴至今，这批达官贵人如何体会时艰，贯彻其信守的原则，改革施政，或者改变商业策略，文章大都语焉不详，不作深究，鲜有引证于其亲身经历之中，例外的是周星驰能把处身逆境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读者从他构思《少林足球》之中，可窥见他反省求进的积极态度。

政治偏见照单全收

　　不知是官商名流不济，还是编采者技穷，综观整个专辑，类似周星驰般责人又自责的自省表现，并不多见。更甚者，部份受访者胡乱指责，报导者却照单全收。例如，胡应湘训斥港人要饭碗（货柜港）就不要白海豚，但两者为何不能继续并存？又如曾荫权随意批评港人由死缠烂打变为「死赖」（怨天尤人），把失败归咎于政府与社会，但又没有提出任何事例和理据，曾氏何尝不是死赖，把眼前的败局降罪于外围环境及个人？再如钟士元和艾尔敦一口咬定立法会拖着政府后腿，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缓进下，香港长病不起。但这些责难者不仅言无实据，更根本的是，立法会比行政机关更有代表性，《基本法》亦规定后者须向前者交代施政，换言之，施政的合法性建基于立法会的支持，政府无法取得立法会的共识，只能怪自己不得民心，未尽全力，怎能反过来指责民意代表不识大体？更何况不少决策，从教学语言到房屋政策，政府是闭门造车，决而不议，引致乱象纷陈，又拿立法机关来做替罪羊，自己却彷佛置身事外，与错误绝缘。

　　奇怪的是，编采者对受访者的偏见不为已甚，不求甚解，只做了第一层报导的言论纪录工作，却忘了第二层报导所须的检证核实（指责是否属实），也没有开展第三层的发掘，探讨言论出现的原因、含意和影响。

向「解困新闻学」取经

　　其实重燃希望不是粉饰太平，或者人云亦云。为社会引路，传媒须言之有物，通过深入研究、详尽剖析和生动事例，发挥新闻的感染力。编采者不该一味宣扬权贵的想法，也无须以偌大篇幅纪录受访者的空泛愿望和粗疏建议，特别是受访者的政治偏见，记者并无义务照单全收。

　　近年美国日渐流行的「解困新闻学」（Solution Journalism），同样是要替饱受各项问题困扰的芸芸众生带来希望和帮助，但采访内容不是权贵的美言祝福和空泛期望，而是根据事实和经历，报导确曾有助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真人真事。也只有实事的报导，多于空泛的宏论，更能说明问题症结、改革措施及阻力所在，从而鼓动人心，引导社会。本港传媒不甘后人，为社会定向，为人民立命，为香港怎么办出谋献策，全属可敬之举，但在这一切之前，必须先装备自己，为传媒怎么办，首先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