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与报业》看报人与政治互动微妙关系

2000-08-15

  资深新闻工作者张圭阳,最近出版其在香港大学毕业哲学博士(历史学)论文改编后的作品,名为《金庸与报业》,该书可算是在近十年香港新闻界内尚佳之作。

  《金庸与报业》是张圭阳以近代史之方法,去叙述、评估与分析《明报》,自一九五九年创刊后,在查良镛领导下发展史实,从而综合查良镛在香港过去半个世纪中,如何在转变中的动荡政局,香港九七回归所呈现的政治与经济现象、分治的海峡两岸现实,以及香港民主发展中,《明报》与查良镛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及取舍。

  本文重点是透过该书去看上一代报人与当时政治气候互动的微妙关系,藉此检视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报人,能否有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人格与报格?香港又是否有这些土壤?未来的前景又是如何?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

  《明报》的诞生与成长,可算是标志香港在过去五十年的种种宏观与微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推而广之,也概栝了整个中国的变化。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清楚交代了查良镛透过《明报》所呈现的四种精神,分别为(一)高举儒家思想、(二)强烈民族意识、(三)崇尚自由及(四)反战。在查良镛一代报人身涯中,以下事迹可以说是有其极代表性意义:

  第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期间,因国内难民涌入,《明报》在报导与评论难民问题上,与本港左派立场南辕北辙,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查良镛展开与《大公报》的笔战,当时查良镛是这样写着:「金庸出身自《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道路......」

  第二,一九六四年十月,随着中国在新疆试爆核子弹成功,查良镛以反核及赞成全面毁灭核弹,遭新华社以「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回应。

  第三,在文革期间,《明报》及查良镛以大量来自国内「原始资料」(即红卫兵的编印小报),去分析国内局势,彭真何时下台,以及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明报》发表多篇由查良镛撰写社评,如《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五月十八日)、《英国的香港政策》(五月十九日)等去分析当时中国政局。

  第四,在整个八十年代,当香港面对前途问题,在香港回归中国道路与进程上,查良镛更扮演举足轻重角色,他分别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组港方组长。其间,香港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政制辩论。此外,在广东省内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也引起社会及中港关系强烈分化。其时,《明报》及查良镛均积极参与其内。曾任《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有这样体会:「社评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个社评主笔的事情,而是查良镛许可的立场。如香港的直选,民主建设的速度等问题,都要与他讨论后才执笔,要经过潘粤生(总编辑)修改,或是经徐东滨(主笔)修改,才能见刊。」

  由此可见,在八十年代期间,查良镛对《明报》立场控制,在上述问题上,非常严格,也难怪他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他有权表达他的看法。「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政治立场与取舍

  在上述所阵列四个时期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年仅三十五岁的查良镛于一九五九年创立《明报》之际,从一开始,正如张圭阳分析,查良镛希望《明报》最初是一份小报,走偏锋,并利用一些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去吸引读者。随着岁月的冲击,中国政局转变,也在查良镛早年敢于与左派划清界线,因而成为中港台及全球华人尊崇对象与报刊。《明报》因而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知识份子的报刊,也赢得很高的清誉。笔者认为,这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藉此奠定查良镛成为全球华人地区报界典范。

  但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是间接成为晚年查良镛失误或晚节不保的潜藏原因。查良镛曾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上摆设食物的圆盘」。《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他常被讥笑批评为机会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左摇右摆的墙头草。笔者认为,除了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间查良镛可歌可泣的表现,查良镛最大失误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绝中国政府邀请加入基本法草委会及其后一连串中方为收回香港所设置的委员会或担任其智囊。假使在这期间,查良镛能断然拒绝这些被统战的机会,他往后成就或留给后世作榜样,可能会有更高的评价。这即是说,查良镛作为上一代知识份子报人,最终未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独立个体,实属有点可惜,这个观点,也一直是笔者详细阅读《金庸与报业》一书时,一直在脑海中徘徊思考的课题。当然,像这样「主观」的结论,查良镛也未会认同。

新闻界独立政权以外

  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司马文武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的序言中,有一段这样说话:「近代中国大陆出现不少杰出记者,尤其在对日战争前后。不过,他们在战乱政治漩涡中,逐一淹没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记者,都无法对不义的社会,长期保持超然与客观的态度,因此早晚必定被卷入去他们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根本无法找到新闻记者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选择立场,结果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明报》与查良镛报人成长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机会可以置身于国共斗争夹缝外,也是最有可能办一份真正「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章的。大抵上,笔者认为查良镛在创造、巩固与令《明报》成长上,他的确是中外杰出报人,但是,也许这亦是人性的本质或弱点。在八十年代查良镛参与草委一役上,间接令到《明报》踏上政治「不归路」,同时他也扬言《明报》是他个人私器,这种种言论及政治行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张圭阳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锐及批判的分析,相信会令其作品更有说服力。

  当前香港正充满着无数的市民怨气与不满,在发生香港大学「钟庭耀事件」后,特区首长或透过其高级私人助理干预学术自由,香港知识份子的腰骨有多硬,新闻界能否独立政权以外而去监察政府,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都是与本文主题有着密切关系,也值得新闻界及每一位港人所深思反省的。此时此刻,香港更需要有一个独立于政权、敢于批判政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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