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丑闻的观察与启示

公信力高、影响力大、享誉全球的美国精英报章《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于五月十一日在头版和内页发表三页共七千五百字的内部调查报告，承认一名刚离职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于二零零二年十月从纽约巿新闻组调往全国新闻组后，至本年五月一日离职时所撰写的七十三篇报导中，至少有三十六篇是捏造或抄袭的作品。

调查报告发表三天后，报章高层召开全体职员质询大会；在会上，不少记者和编辑都愤怒地投诉报馆的科层阶级文化，令前线人员不敢评论报章政策；他们批评执行总编辑雷恩斯（Howell Raines）和总编辑博尔德（Gerald Boyd）独裁、傲慢和偏袒，并质疑为何高层在布莱尔长期、有计划地、蓄意抄袭杜撰新闻，竟视而不见。

会上，雷恩斯承认错误，出版人苏尔茨贝格（Arthur Sulzberger）深表悔意；两人公开道歉，但雷恩斯拒绝辞职，而苏尔茨贝格也表示不会批准其请辞。

三星期后的六月六日，雷恩斯和博尔德正式辞去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的职位，认为离职对《纽约时报》来说是最佳的决定；而苏尔茨贝格也不得不同意。

究竟《纽约时报》的布莱尔丑闻是记者个人的道德诚信出了问题，还是宏观的巿场导向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偶发的丑闻还是常见恒存的现象？究竟《纽约时报》的管理层出了什么问题，会引致丑闻的产生？香港新闻媒体的管理层是否也具有同样的问题？就传媒专业道德操守作比较，西方传媒是否一定胜过东方或香港的传媒？下面的篇幅将就以上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看看此事对香港传媒可有什么启示。


承认错误重建声誉

从《纽约时报》的办报宗旨、目标受众、巿场定位，以至它一百五十二年来所建立起来的声誉和传统，布莱尔丑闻不应该是巿场导向激烈竞争的产物；自一八五一年创刊，《纽约时报》历年来共获颁一百一十个普立兹新闻奖，单在二零零二年一年内，雷恩斯领导下的《时报》便取得七个普立兹奖项，可见《纽约时报》所追求的并非只是巿场占有率和利润，更是名誉、公信力，和影响力。诡吊的是，奋力追求卓越与掌声的结果，却是名誉受损和公信力倒退。

其实，记者个人的专业道德操守至关重要。根据《新闻周刊》和其他媒体披露，布莱尔惯性偷窥他人的私人档案、评核报告和编辑间互传的私人笔记，常常将自己与大新闻直接扯上关系；私生活方面，据说布莱尔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周末都会吸食可卡因。如果这些报导属实，布莱尔可说是在一种追求成功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下生活；加上他工作的是誉满全球的《纽约时报》，该报所推行的精英制，加上雷恩斯「独裁」的管理风格和偏颇不公的升迁制度，促使布莱尔放弃其专业信念和道德操守，长期抄作。

因此，布莱尔丑闻的出现，最重要的成因是不公平的升迁制度和布莱尔个人的专业道德操守。至于「独裁」的管理风格，却非雷恩斯个人独有，更不是丑闻的直接诱因；事实上，在新闻决策过程中，特别是意见多多众说纷纭的时候，最后的把关人必须一锤定音，此时，「独裁」可能有其需要。因此，不论中外，以至香港，实行「独裁」管理风格的新闻媒体，可说比比皆是。

丑闻曝光后，《纽约时报》的管理阶层，以至记者门公，都会感到面目无光。可是，它的公信力和经历一百五十二年才建立起来的声誉，是否就毁于一旦呢？我看未必！从它委任五名《时报》记者及一组研究员，作为期一周的调查，查问了一百五十名布莱尔在文中提及的人士，以及跟他合作过的记者，可见其彻查丑闻的决心；从它在头版及显著位置作大篇幅报导有损其声誉的调查结果，可见它正以行动去证明，《纽约时报》仍会坚持其办报宗旨，报导所有应该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从报章高层召开全体职员质询大会，出版人及执行总编辑在会上承认错误、表示悔意并公开道歉，可见报馆高层知耻近乎勇的心态，企图藉此改善其管理文化而作出努力；从雷恩斯和博尔德的请辞被接纳，也见到高层愿意承担责任的道德勇气。

倘若布莱尔丑闻令《纽约时报》名声受到极严重的损害，以上种种努力显示它盼望将劣境扭转的企图。如果布莱尔个人的自私劣行有违传媒专业操守，也令报章公信力跌至「低点」，《纽约时报》的各种相应决定和措施，显示了它愿意面对事实，勇于承认错误，并尽最大的努力去挽回声誉，重建形象。这将赢得读者的敬重，也显示其大报的风范。


传媒操守恒存问题

事实上，这样长期弄虚作假，欺骗编辑和读者的劣行，的确少见，发生于《纽约时报》内，似乎匪夷所思。可是，倘若翻查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违反传媒专业道德操守的行为，不论是发自个人，还是缘于机构，已是个超时空常见恒存的社会现象，不断出现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

在新闻传播教育高度发展的美国，其新闻事业的发展超过一百七十年，可是，一八三三年出现了「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的浪潮、一八九零年代的传媒广泛刊载「没有灵魂的新闻」（News with soul），而一九二零年代的新闻，被指为「缺乏内涵的空洞新闻」（Jazz Journalism）。而杜撰假新闻的例子也不少，包括《华盛顿邮报》女记者郝姬获普立兹奖的一篇新闻特写「占美的世界」，描述记者目睹八岁男童被毒贩在其母亲面前注射海洛英的「故事」；日本公营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在其名为「喜玛拉雅山的遗世王国姆斯丹」的纪录片中虚构惊险的片段；而香港的《忽然一周》报导著名商人潘迪生患癌的假新闻就较为港人熟知了。

故此，传媒操守的问题存在于每一个历史年代中、每一个社会文化内；只要有利益的冲突和争夺││不论是政治、商业、机构、老板个人、新闻工作者，还是读者的利益争夺││道德两难的处境就会出现，有关人等就要作出取舍，违反传媒专业道德操守的行为就有可能出现。

其实，要解决这个常见恒存的问题，理论上十分简单，实行起来却十分困难：消除道德两难的处境，化解利益冲突的局面。也就是说，只要传媒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抉择是利他而非利己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