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文化出事‧记者也是受害者

1999-09-15

  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成立针对保障私稳的传媒评议会,理由之一是民意——不满传媒表现的民愤。从这个不满开始,记者与大众(包括作为被访者的身份)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记者作为新闻采访的最前线人员,他们的行业文化,便值得讨论。

惊人的高流动性

  每隔一阵子,在记者招待会中,总会听到有被访者对来访问的年轻记者半问半说:「怎样又换了一批新面孔?」;「香港记者真年青,都是年青人的世界。」

  「来访问的记者像个小女孩,会明白我的说话吗?」(阴盛阳衰,女多男少。)

  「访问写了出来,错了一半,都是怪记者太过年青,难道编辑没有看过吗?啊!原来编辑也很年轻(或是新移民)。」

  笔者不是要歧视女性、年轻人与新移民,只是想指出新闻工作是极需拼劲与经验,行业不断流失有经验的老兵,前线采访只交由训练不足的新丁上阵,已是香港传媒业结构性的问题,对传媒发展与公众利益,都有影响。

  又每隔一阵子,常会听到有资深新闻工作者说:「真是意兴阑珊,想离队抖一抖。」语带无奈。这反映了新闻工作行业从业员的极高流动性,经验不能有系统累积。有非正式的统计,一般年轻记者只会在行业留连两三年,十个初入行的记者,五年后只有三个会留下,到了第十年,只有一个人继续留在记者行列。

  高流动性与新闻机构不重视前线采访人员的质素,究竟有多少关系,没有定论,但从业员对行业缺乏归属感,骑牛搵马则是普遍心态,不作长线职业发展计划,也不重视职前与在职训练。报业机构尽管理层经常表示重视人才,多是门面公关说话,有些机构重视投资电脑,多于培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如工厂流水式的生产制度,也使前线工作的记者与编辑的工作性质,只宜归入文书类的新蓝领工作范围中。

  欠缺长远发展想法,虽然大多机构都是上市公司,但因为市场恶性竞争、不断革新的生产技术与快速变化的作业环境,管理层只能忙于应付眼前危机与照顾股东利益,其他诸如人力资源的开发,有些机构只会纸上谈兵,有些则索性只字不提。

控制成本是底线的压力

  在回归后的经济不景气中,差不多所有报纸业绩都出现倒退与亏损,但原因不应全部归咎于亚洲金融风暴或经济衰退,行业结构性的问题、错误的市场策略与管理不善,都会令任何一家本来赚钱的机构亏蚀或倒闭。

  新闻行业既需资本密集,也是劳工密集;既是服务业,也是生产业。但香港传媒不能像其他行业把生产线北移大陆,它必须保持高度的本地化的内容,在地理与文化上尽量接近所针对的市场。如何控制成本,一直是传媒经营者在拿捏政治路线之外,最重要的管理课题。

  长期以来,香港中文报纸都以压抑工资的低薪政策,来把成本调控在一个低水平上。以前家长大都反对子女当记者,原因除了认为工作时间长,有一定的危险性(也欠缺相应的保险),最主要的还是人工低,生活没保障,只能靠兼职或收受被访者的利是,多写几个专栏,或找寻其他的另类收入帮补,无可奈何,亦无可避免。这些都是卑微岁月的往事,老记者常除细说当年采访战绩外,总缺不了这些小故事。九十年代之后,因为新竞争对手出现,改变了整个传媒生态,出现过一阵子的薪金与职衔的膨胀,名记者突然炙手可热,薪金三级跳地增加。有人说,其实只是调整到本来合理的水平上而已。

  总之,大家都曾有过一段流金的岁月,进入九八年之后,却好景不常,出现倒退现象,一年之内有五百个编采人员的职位被裁掉,许多人都是在没有准备下被裁,余下来的人员冻薪、减薪与增加工作量的要求。有些机构以密集比较,要求随传随到与详细记录每天行踪,不准兼职与多项纪律处分。当然,能全数过关的人员会得到金钱上的奖励。很明显,这种外国同业难以想像的人事管理方式,不容易激发记者的创意与忠诚,不少人都表示自己跟公司关系疏离,一有机会便转行。

  八十年末,因为六四事件的效应,香港记者全情投入支持北京学生的民主运动,使记者社会形象大大提高,记者除报道社会动态外,更是人民喉舌,那阵子前后,出现过几套以记者工作为题材的电影,像刘德华主演的《神行太保》,刘饰演的记者不畏恶势力,是个草根英雄。这或多或少,是受七十年代美国记者揭发水门事件的影响(拍成电影《惊天大阴谋》)与左翼思潮的影响。那时候,曾流行一种讲法:「为理想去当记者。」理想不用钱来衡量,记者似乎是介乎警察与社工之间的工作,神圣不可侵犯。今天,已没有人会这样想。

一盘散沙的记者行业

  在商业取向为主流的经营方针的统摄下,香港记者没有建立适当的工会力量,连自称是最开明或讲求公信力的报纸,也千方百计把认为是工会份子的员工清除,现有的行业组职都未能算是工会类的组职。遇上劳资纠纷,从业员能靠的还是自己。从近期连串的裁员与冻薪措施,劳方近乎无一例外地只能被动地选择接受或离职,令人只得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没有职业安全的行业。

  曾有某报的高层人员私下说:「这个行业不能用道德角度去理解,大家不知道明天如何,有钱便要今天搵。」这可能是少数人想法。但每天以为自己为新闻自由、为公信力或为大众知情权而奋斗的年青记者,种种初入行时理想,可能只是美丽的误会。

  时移世易,最近有调查发现,记者在年青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市民大众对记者与报业颇多怨言。大众对记者的埋怨,大致包括侵犯隐私、没有礼貌、语文水平不高、欠缺常识、为达到采访目的不择手段,狗仔队成了记者另一个名字。有人甚至说:被访者常容易成为记者的受害者。

五十步笑百步

  有关例子不胜枚举,许多投诉报馆采访骚扰与报道失实,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有些更要投诉到别家报纸或竞争对手处,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成比例的市场占有率,黑箱作业的管理传统,同行如敌国各怀鬼胎的市场竞争文化,皆叫行业间难以互相监察。法改会也是执着其中一点,认为有成立评议会的必要。

  其实,个中问题千丝万缕,一个传媒评议会或有短线效果,有怎样的工人,就有怎样的产品,但工人是谁聘请的?行业文化已是一个惩罚所有人的恶性循环。长线或许可从行业文化入手,来治疗传媒所患的病,但一个修养不够的人,又怎能叫他自律呢?在这种行业文化之下,记者其实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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