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票簿新闻」考验传媒操守底线

　　十一月底，法律改革委员会就传媒保障私隐新闻评议会建议谘询期刚完毕，翌日，《苹果日报》的记者因涉嫌贿赂警务人员，以获取新闻消息，被廉政公署拘捕；廉署高调地搜查涉案报馆，都令香港脆弱的传媒道德，更是雪上加霜。

　　「支票簿新闻」（Checkbook Journalism）的问题，便被抽出来，成为大众话题。

　　「支票簿新闻」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不会光明正大，但它对新闻工作者却如影随形、如附骨之蛆。它的历史，可能跟新闻历史一样长久，甚至有资深传媒工作者坦然承认：曾经有一段时候，人们更相信那是获取新闻资讯的正常方法，若不付钱，根本无法获得足够新闻填充版面。

防线随时都会失守

　　在六十年代，香港贪污盛行。当时的传媒生态环境，跟今天迥然不同，记者收取利是，或报馆收取政治势力与民间社团赞助，又向公职人员送礼行贿，曾是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自七十年代初，香港政府大力打击贪污以来，人们以为这些行为与关系网早以绝迹，但今次事件则告诉我们：只要有市场竞争、官方资讯保密制度、传媒欠缺自律机制和有贪念存在，传媒操守的防线随时都会失守。

　　简单来说，「支票簿新闻」是指新闻机构主动或被动地用金钱，向包括政府公职人员，如警察、消防员、海关或医疗人员，或向商业机构或私人团体的人员，甚至包括竞争对手的人员，购买消息或获通风报信，有关金钱亦即俗称线人（针）费或「针钱」。这些活动多以台底交易，有时会涉及贿赂与贪污行为。

　　「支票簿新闻」也包括新闻机构用钱向新闻来源，购买独家访机会、消息或额外新闻资讯。较早时的「陈健康事件」，便属这一类。

　　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这种「特殊关系」、「用钱搞掂」或能「讨价还价」的搜集新闻的手法，有时会被视为补充「正常」采访活动不足的常用措施。

　　一方面，它可以让新闻机构建立「保证」不遗漏重要新闻的「安全网」，也可获得独家新闻与内幕消息，赢得更多销路。但「支票簿新闻」会带来贪污与贿赂，也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阻差办公、纵容「制造新闻」和侵犯私隐以换取金钱利益等问题，近年已被排斥于正当的新闻操守之外，视为打击公信力的新闻工作之耻。

正常活动与「必要之恶」？

　　然而，并非所有「支票簿新闻」皆抵触法律与完全不道德，也不是说所有购买新闻消息的活动，都有违专业操守原则。新闻机构每天都向通讯社与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购买大量的共享或独有新闻资料，没有这些正常交易活动，许多新闻机构便根本不能运作。

　　另外，在一些国家与地区，记者为了获得关乎公众利益的资讯，必须向有关人员「购买」，也成了业内的「必要之恶」。基本的运作原则是，新闻机构必须在保护新闻来源的情况下，告诉受众有关消息，是从何处获得，亦即必须引述新闻来源，尊重受众的知情权。

　　传媒机构为营运需要，会建立了一套情报关系网，不能说用钱购买消息就必然存有问题，今次记者被拘捕也非因为「买料」，而是因涉嫌贿赂公职人员。但更值得深究的是：从今次事件，我们发觉有关问题，可能源于传媒行业更深层的结构性与文化性问题，涉及个人观念以至企业经营策略的问题——我们或有理由相信，记者不是自掏腰包付款给线人，哪有人长期贴钱打工？当然这留待有关方面去查证。

　　以往，本地传媒与新闻工作者误打误撞，以约定俗成的习惯，发展了一套套模模糊糊的行规，自订了一些标准，其实既无客观认受性，亦不能就视此为专业标准。

　　以前，向线人买料，有人会觉得根本是正常工作一部份，做突发新闻或娱乐消息，有不少人向传媒兜售消息赚钱，都可能会涉及「支票簿新闻」的问题。

　　经此一役，大家的警觉性应会提高，但不等于从此无人买线，而是会做得谨慎一点——我们不会天真地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台底式资讯交易，已是行业结构性与文化性的问题，断不会就此杜绝。

　　外国报纸也有收买线人的做法，一般所谓大报则不肯为之，防止犯上购买新闻「支票簿新闻」的污名，破坏公信力。小报（如英国小报）偶有为之，如向独立的狗仔队或知情人士购买独家新闻，但习惯坦白从宽，多会在报道中先给读者交待，视之为最后的操守，也会考虑读者的容忍限度。不过，如果涉及贪污，则是另一回事。

廉署搜查手法引起争议

　　另方面，今次事件其实应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涉嫌赌赂的操守问题，另一是廉政公署今次调查的手法。

　　廉署搜查《苹果日报》的手法，我们必须正视。由搜查权力、范围，到对象与目的，都可被质疑。

　　官方机构搜查新闻媒体，是非常敏感之事，须谨慎行事。但今次廉署搜查涉案报社之后，除了不放过攻击竞争对手的机会外，对廉署的搜查，业内反应颇算冷淡，大抵反映了香港传媒的同行如敌国、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特色，更可能反映了今次事件，较诸新闻评议会的建议，更能触动传媒业最敏感的神经线的黑暗面。

　　今次事件，跟年前警方要求进入亚视新闻部，及廉署搜查星岛集团俱不同，前者，亚视只是拒绝与警方合作，提供毛片充作证供，并非涉案者（记者不为警方搜集证据）；后者搜查范围不包括编采部门。

　　亚视那一趟，当时身为主管的包云龙曾力拒警方进入，表现了作为新闻部主管的应有的风范。在现代新闻工作的行业文化中，摄影记者的菲林、电子传媒的录音录影物品、文字记者的笔记簿与录音带，都属维护新闻与采访自由的象征，未经有关编采人员同意，第三者包括老板，不可恣意翻阅搜查。搜查或充公记者的笔记簿，都是对新闻工作的冲击与侮辱。

　　西方记者宁愿坐监、被解雇，也不轻易交出。因为，一方面记者既要向新闻来源负责，履行保密责任——有些人或不明白这项原则的重要性，认为记者反应过敏；另方面，更不容许新闻变相被审查。

　　福兮祸兮？今次事件，可能会促使本地传媒，更认真地建立起自律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