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国际传播新趋势的香港传媒教育

当今国际上，有三大传播趋势受到传播学者及社会人士的普遍关注，它们包括：传播科技数码化(digitalization)、传媒讯息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及传媒环球化 (globalization)。香港传媒教育 (media education) 近年发展迅速，而B积极回应以上几个新趋势。

香港的传媒教育由社会不同的组织自行发起，这些组织包括了大学、中学、小学、青年机构、宗教团体、社会志愿组织、传媒机构、政府教育部门等，它们互相联系，分享资讯、教材、资源及人手，形成了非正式的传媒教育网络。这个网络令香港传媒教育在有限的财力、物力及人力之下，也能紧贴国际潮流，提升香港年青人的传媒素养 (media literacy)。


传播科技数码化与传媒教育

自九十年代以来，传播科技数码化迅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传播面貌，数码化的新媒体正在发展成为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 (Marshall McLuhan) 所说的新世代「主导媒体」 (dominant medium)。

踏进廿一世纪，香港跟随这个国际传播潮流，也迈进了数码时代。香港的宽频网络十分普及，上网率达66%，ＩＣＱ使用量也是全亚洲第一。突破青少年研究组一项调查指出，90%介乎十岁与廿九岁之间的儿童及年青人每日平均上网三小时以上。另一项小学生媒介使用调查显示，愈来愈多小学生上网及玩网上游戏，其受欢迎程度仅次于看电视。预计在未来几年，数码化的新媒体有可能取代电视，成为香港儿童及青年人最常用的媒体。

当香港的年青人迈进数码时代的时候，社会开始关心他们使用新媒体的情况。香港的调查发现大约有15%的青少年有「沉迷上网」的倾向，而以沉溺网上游戏至为严重。很多国际研究指出，电脑游戏及网上游戏均含有大量暴力元素，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在香港，近期发生不少校园暴力事件，有社会工作者提出，这可能与年青人受暴力网络游戏薰陶有关，因为如果青少年经常玩这类游戏，生活面便变得狭隘，容易把媒体中的暴力世界视为理所当然，错误地以为暴力是解决人际冲突的有效途径，所以家长及老师有需要监管及辅导年青人玩网上游戏。

香港的传媒教育工作者和学者了解新一代是在一个崭新的传媒环境中成长，所以当传播科技数码化后，传媒教育也应将课程的范围扩阔至新媒体及网络世界。笔者在九十年代中就开始倡议，培养年青人的「传媒资讯素养」(infomedia literacy)，让他们懂得善用数码新媒体，对网上资讯有批判能力。在一九九九年有九间香港中学合作，发展一套三册名为《跨进新纪元》的本土传媒教育课程，课程中一个重要的单元就是「互联网及偶像网页」。这个单元课程的目标是向学生介绍「互联网素养」。

在二零零一和二零零二年，突破机构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年的「传媒与资讯意识教育计划」。这个计划除了训练年青人的传统传媒素养之外，主要是培育他们的「资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突破机构认为在数码年代，资讯泛滥，青少年面对四方八面涌来的资讯，根本不知道如何取舍，尤其是对于互联网上的资料，更不懂得判断及解读，故此有需要给他们提供训练。突破机构发展了一套传媒与资讯意识教育课程，并与十六间中学就这套课程建立了伙伴关系，在这些中学的课堂里使用这套教材，提高学生的资讯选取及批判能力。学生们学习如何使用脑震荡图 (mind map) 去设定资料搜集的范围，再用START (Scope, Treatment, Authority, Relevance, Timeliness) 资料评估方法去评定搜集回来的资讯，并用Think on Your Feet 方法来综合及整理资料。

明光社特别关心青少年沉迷上网的问题。它跟一百二十一间学校一起合作，举办了二百八十个传媒工作坊，其中很多与网络陷阱及电脑游戏有关。明光社的传媒教育干事为家长提供辅导，让他们在家里指导自己的子女做精明的互联网使用者及自律地玩网上游戏。香港的传媒教育工作者均认为，在数码时代年青人需要学习使用新媒体的正确知识，并培养良好的上网习惯。


传媒讯息商品化

早在二十世纪初，阿多诺 (Adorno) 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注意到文化产品包括传媒产品的商品化现象，阿多诺的名著︽文化工业︾至今仍是很多传媒教育工作者喜欢引用的一本书。一个世纪过去，传媒商品化的趋势不减反增。社会哲学家哈巴马斯 (Habermas) 慨叹传媒商业化蚕食公共空间，社会教育学家保狄奥(Bourdieu) 又指责商业化的电视，正在令人类文明日益沦落。

香港的传媒自然逃不过商品化的命运，尤其是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传媒受到「市场导向新闻学」的影响，编辑方针与市场规律结合，牟利成为传媒机构的首要目标。传媒产品变成商品，渲染失实的报导、色情犯罪的煽情新闻和娱乐琐碎化的资讯不断泛滥，令香港的传媒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无论是印刷传媒、电视还是新闻网站，资讯和广告之间的界线愈来愈模糊。

面对传媒进一步商品化的挑战，香港的传媒教育工作者采取多个方式的回应。一些强调传媒社会责任感的团体，为了抗衡因传媒商品化带来的不良社会资讯，经常举办传媒教育工作坊，指导学生及年青人如何批判地审视不健康的传媒节目。另外有一些传媒教育工作者重视创意表达、言论自由和媒体制作，他们反对过份严厉地管制及批评传媒，强调文化解放及赋权，他们也经常就传媒的议题演讲和举办研讨会。

香港传媒教育协会则提出「社会参与模式」的传媒教育取向，强调培养年青人的公民意识，鼓励年青学生认识、分析、善用及影响传媒，特别强调提高年青人表达意见及监察传媒的能力，提出假如一个社会不好好培养市民成为具有批判能力及自主能力的传媒消费者，就难以推动传媒改革及改善污染了的传媒环境。在二零零三和二零零四学年，香港传媒教育协会连同香港教育城合辨了「传媒评论年」计划，活动包括举办新闻、电视、电影、流行曲等多个传媒评论工作坊，又举行传媒评论征文比赛，鼓励学生主动解读及评论传媒。这G所指的评论，包含了「批评」及「欣赏」两方面，提倡对不好的传媒要加以谴责，对好的传媒则要欣赏及享受它们带来的乐趣。


传媒环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

当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香港的年青人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他们原本脆弱的香港人身份，被中国人身份冲击之后显得摇摇欲坠。虽然本地的年青人杂志和漫画在很多方面仍然打造香港意识，但新闻媒体、电视和电影等近年都在推广大中华概念。另一方面，新的互联网科技打破地域界限，吸纳环球读者。香港年青人是新媒体的积极用家，网上的环球媒体正在将他们塑造成为环球消费者及世界公民，令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更趋复杂。

九七年之后，香港传媒努力地扮演融合香港和中国的角色。香港新闻机构的采访范围，早已扩阔至中国各大城市，最近它们更在内地设立特派记者办事处，进一步广泛报导中国情况，而且不断扩充中国新闻版。本地电视台也大量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及文化节目，让香港人增加对祖国的认识。近年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国电视剧，也愈来愈多。

随着新媒体的进一步普及，香港的年青人透过互联网，可以免费浏览国际报章，他们通过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又可以很方便地观看大量外国节目，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外国文化的薰陶，以及更容易接受外国价值观的影响。环球媒体 (global media)在鼓吹环球生活方式及环球消费等领域，影响力的确愈来愈大。

究竟环球媒体及大中华传媒怎样影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它们在哪方面作出贡献？又在哪方面制造问题？香港的传媒教育工作者对处理这些议题，基本上仍缺乏经验。近期在政制改革的争议中，亲中集团就抛出爱国论，认为在进行政改之前，香港人要先认清楚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要培养爱国情操。这些言论经过新闻媒体的炒作，成了城中热门话题。但老师在辅导年青人面对身份认同的时候，大多感到力不从心，觉得需要与其他传媒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切磋。

香港传媒教育网络上的一个枢纽 -- 突破机构 -- 就曾经为中、小学老师举办了新闻媒体与社会民族意识工作坊，指导老师如何将身份认同讨论带回学校的传媒教育课堂G。其实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涉及的主要是投入感，无论一个人把自己视为香港人、中国人或世界公民，最重要还是他要愿意为香港社会、中国社会或国际社会作出贡献。故此，香港的传媒教育工作者打算和公民教育老师、新闻工作者和学者合作，发展有关的教材，培养公民责任。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香港的传媒不会再局限于塑造本土意识，怎样去协助香港人建立一个综合香港人、中国人和世界公民的身份，是传媒教育工作者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亚洲的传媒教育

亚洲其他地区近年的传媒教育发展也神速，台湾传媒教育倡议者发表了「台湾媒体素养白皮书」，教育部同意将传媒教育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日本则以东京大学为试点，成立一个跨学科的传媒素养计划；中国大陆由于传媒开始走庸俗化路线，对传媒教育需求殷切，正在编制有关教材，计划明年在中学设立传媒教育选修科。过去几年，香港的传媒教育工作者与这些地区的伙伴不断跨境进行交流活动，并研讨怎样迎接廿一世纪传播科技的新挑战，相信在四个地区的合作之下，传媒教育将会很快开展另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