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作为视界」的第二波批判媒介研究

二零零五年，是代表美国文化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五十岁的大日子，但也是在一九五五年于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后的第五十周年。是次会议中，关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观念被正式提出，而「反殖」和「媒介帝国主义」亦成了挑战西方霸权的解剖刀。一九七五在纽约出版， Dorfman和Mattelart合着的《如何解读唐老鸭：迪士尼卡通影片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上佳例子。他们不单批评了弱国陷入对强国依赖的不公义政经结构，也对「后发国家」的文化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 亦作出反对声明，可说是第一波「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 media studies）之经典作品。
　　
虽然万隆会议的第三世界主义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曾有一些影响，但相对于萨依德（Edward Said）「东方（阿拉伯世界）的想像」，会议所展开的「亚非拉想像」，从未真正成为批判性思考的资源。然而，踏入廿一世纪，随着中国和印度被视为未来增长最多的经济体，加上日本、韩国和香港的流行文化输出，在亚洲崛起的感觉带动下，「亚洲价值观」、「儒家（或华人）文化圈」和「亚洲人自己的东方主义」等观念，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被不断召唤，而「新亚洲想像」在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亦已经蠢蠢欲动。
　　
本文希望读者留意「亚洲作为视界」的概念，如何以「第二波」的姿态指导我们作新一轮的全球化思考，与及它能否成为批判媒介研究另一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的可能性。

「西方作为饼印」的反省
　　
二战结束后，传播研究在亚洲某些大学才正式起步。台湾清华大学的陈光兴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李金铨教授、陈锦荣教授（John Erni）和奥克兰科大蔡秀琼（Chua Siew-keng）教授等人都分别指出过，英美在亚洲传播研究的学术生产上，一直起着知识制约的作用，「洋学东用」和「超英赶美」的心态普遍存在。虽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James Carey教授的「从文化着手的传播学」、英国伯明翰学派（ＣＣＣＳ）发扬光大的「文化研究」和在英、美、加拿大都各有特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思潮，对亚洲地区的媒介研究进路的多元化有一定贡献，甚至在讨论上我们学会加插了「传播即文化」、「文化主导权」（cultural hegemony）、「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一类新的媒介与文化的分析方法，知识面也多一重「政治关怀」的活力，但是「英美」始终是学术问题意识群（problematique） 的来源和唯一的理论根据。
　　
用西方的「反身性思考」（reflexive thinking），把传播及文化帝国主义套在自身的学术发展史上，我们便会明白台湾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陈光兴教授在︿亚洲作为方法﹀一文提出的尖锐批评：「即使一直有进行的（媒介及文化）比较研究，（我们学者）大多是以欧美的理论对照在地经验。耳熟能详的抱怨是西方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我们有的是特殊的实证资料。在书写的呈现上，我们变成支持或否定理论命题的脚注，也就是有理论基础的研究者（theoretically minded researcher）与本土情报员（native informant）的关系」。

「超越西方霸权」的研究策略
　　
反对「西方就是世界」 的标准和理论垄断，香港城大传播学讲座教授李金铨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对话＞一文中提醒我们，不要做「酷似学术情报员的区域研究者」。他认为「华人传播社群欲向霸权争取发言权，必须先摆脱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窠臼，再踏入以区域为基地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
　　
那么，实践上「区域为基地」，又意味着什么呢？说来也奇怪，在目前全球化的语境中，「作为基地的区域」并非昔日美国大学体制内，指称那种纯属国际政治和地理意义的东西。它是动态的研究视域，较粗松的讲法是一种如何审视批判研究策略的「方法」。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身兼中国著名杂志《读书》的主编汪晖，和台湾的陈光兴在不同文章或场合都指出过，中国学者一般都有点「中国中心主义」，再加一点「国际接轨主义」。换言之，他们不是过份专注于中国问题，就是一头栽进西方问题。直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华人传播学者与亚洲各国学者之间是没有足够的知识流通、互动与交锋。事实上，除少数人外，亚洲学者的思考模式大多亦只有东、西方的想像，只在乎直接搭通了的英美学术网络，很少探讨关于亚洲内部的传播交流关系。
　　
因此，与其说华人传播学者习惯于持续复制西方，倒不如说他们研究的视点，只有「近视」的中国国内传播和「远视」的国际传播二极（严格来说，国际只是英美及跨国媒体的代名词而已）， 从来极少思考邻近和周边的国家与自己一起构成的亚洲问题。受「散光」的影响，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模糊不清，而中亚和西亚，更落在视网膜的盲点上。
　　
「亚洲作为方法」的提出

二零零三年，陈光兴于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一个名为「批判传播研究的未来」的会议上，发表了＜亚洲作为方法＞的论文稿。诚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日本文化学的权威孙歌所讲，「亚洲作为方法」（或「作为方法的亚洲」） 这种近乎日式汉语的说法，是对应前日本东京大学沟口雄三（Misogugi Yozo）教授的名著《作为方法的中国》而提出来的。参考孙歌的意见，「作为方法的亚洲」更合乎中文习惯的演绎，可以是「在亚洲寻找走向（或面向）世界之路」。
　　
陈光兴主张以「亚洲」作为「研究的基地」或中介，去转化既有的知识结构，即在中国／ 美国、印度／ 英国、日本／西方、韩国／西方等二元想像的关系之外，寻找另一个他者亚洲，在「去殖民、去帝国与去冷战三位一体的历史结构性问题意识中，寻求解套的方向」，「透过彼此的对照，看到自己的困境，相互启发突围和批判社会的方式，走出新的可能性」。同时，他和一些文化研究学者亦共同提出「亚际」（Inter-Asia）的观念 （相对于国际 Inter-national），并一起编辑学术期刊《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和本土的辩证关系中，藉亚洲各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经济位置、社会文化的经验、和本土历史之镜，把参考座标点多元化。他希望「透过亚洲的视野（或者说政治论述的介入想像空间），各个社会能够重新开始互相看见」，而《亚际》期刊尝试介入的不是争竞性的「超越」西方霸权的「单一运动」，而是众数的运动（movements）。
　　
我们亦逐渐注意到，当媒介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和发言位置移到「亚际」，问题意识会有真正的转变，而「属于自己的」批判维度也可以更丰富。举例而言，在社会文化景况纷沓的众数的亚洲（Asias），笔者听过的研究计划的例子有：比较印度「宝里活狂热」（Bollywood-mania）的影迷、日本动漫的御宅族（Otaku）、与中国的「超女粉丝」（Fans），如何在历史脉络中突显非西方现代文化的多元异质性；或藉分析近年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电影电视业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媒介消费的域内想像（regionalist imaginary）和各地对「荷里活霸权」威胁的对应策略，进而探讨加入ＷＴＯ的亚洲媒介新秩序的离心力......等等。

流动于「东」与「西」之间
　　
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传播理论，并时刻进行自身知识生产之权力反思，以免被捆绑在「东／ 西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是「非」西方批判学者迈向建立学术主体性的方向。
　　
然而，为什么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批判性的亚洲媒介研究，能以「第二波浪潮」（the second wave） 这种姿态或（严格点说是）愿景（vision）出现呢？正如陈锦荣和蔡秀琼在《Asian Media Studies : politics of subjectivities》（Blackwell, 2005）这本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 一方面跟亚洲学者组成的传播专业团体渐渐在国际学术社群中间成长有关，例子有国际中华传播学会（ＣＣΑ）、以新加坡为基地的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一九五九年由三十人开始而发展至今有超过八百名成员的Korean Society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等等；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亚洲的媒介市场日益蓬勃，学者逐渐找到其批判的主体位置。
　　
根据陈锦荣博士给笔者的解说，「第二波」的到来，是文化探索强界的扩大和关于「亚洲」作为一个「地域建构议题」（regional construct）重要性的倍增，两者加来的结果。由于被算为「第二波」的，大多数是散居各地的亚洲裔学者（diasporic Asian scholars）或长期在亚洲居住和工作的文化或传播研究者，他／她们时常要「（所谓）舞动于西方与亚洲」文化之间，因此察觉到作「文化走位」所带来的错置／ 脱位／ 飘浮（dislocation）和重新移位／ 着陆（relocation）的过程，不单让他们体会到东西二元对立产生的「添烦添乱」因素，委实东西对立意识更幽灵般干扰着媒介和文化研究发展的生命力。故此，「第二波」的学者，一方面尝试摆脱传统文化研究过度从欧美背景出发的禁限、不断质疑单一的研究架构；另一方面，以她／他们敏感和警觉于全球化、本土化、混杂化（hybridization）等相关辩证现象的特性和亲身体验，来思考、实践和批判社会和文化。
　　
陈光兴教授给笔者的电邮通讯中，也道出一项慨叹和一点提醒。他「肉紧」于学术生产跟现况落差很大，当媒介生产和运作已「亚际」多时，亚洲区域内学者间的交流仍甚贫乏。此外，他提醒我们要从「关系」（relational）的角度看待「亚洲」或「亚际」的概念，而不可标榜一个与「西方」对立起来的「新亚洲」（主义）观念，否则只是旧酒新瓶而已。
　　
不约而同，陈锦荣和陈光兴都期望，第二波批判媒介和文化研究的进路，不独把「亚洲」看为被重新认领回来（reclaimed）「以区域为基地」的研究，也强烈鼓励亚洲学者进一步以互为肢体的「亚际」视角互相看见，并从而理解与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等区域之间，在全球资本市场脉络中的跨文化（cross-cultural）和超国（transnational）交流传播现象，及其相关的巨观和微观政治。这亦是笔者目前认为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视界。


（＊作者后注：撰写本文，得陈锦荣、陈光兴、黄煜和李金铨诸位教授拨冗给予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