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不负责任主导者」VS「客观反映者」

自从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香港在政府结构、经济表现、民生事务及文化心态诸方面均有很大变化，当中新闻传媒在事件的报导和评论上，都扮演积极角色。


「唱衰香港」论有否基础？

过去五年香港特区政府表现不佳，一些主要官员民望甚低，批评声音不绝于耳，并常见诸于传媒的版面上，而亲民主派和立场较独立报章的批评言论尤其猛烈。

于是社会上开始有一种论调，认为新闻传媒对政府的批评过了头，没有体谅政府的难处，而且影响特区政府的威信，也不利于香港的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更产生「唱衰香港」的效果。这种观点认为传媒没有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且传媒的权力过大，不受制约，甚至有「传媒治港」的味道。简言之，可称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传媒主导论」。

但也有人认为传媒批评政府十分正常，是传媒应有的天职。只有当权者、被批评者及其同路人才不喜欢被传媒及舆论批评。传媒应就事论事，不要刻意隐瞒真相，也不要有「家丑不外扬」的想法。新闻界只能对既有事实作出报导和评论，不可能无中生有，它的角色主要是传讯者和言论舞台提供者，因此谈不上什么「传媒治港」。我们可以称这种说法为「客观传媒反映论」。

究竟这两种说法的认受性如何？有没有社会基础？市民如何看传媒的角色？新闻工作者的看法又是怎样？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产生「不负责任传媒主导论」的说法？本文旨在透过一些调查数据来探讨上列问题。

在二零零一年秋季，我们分别向市民和新闻工作者就传媒的角色、表现和社会情况等议题进行问卷调查。新闻工作者的调查以不记名自填问卷方式，用系统随机方法按比例抽样，邀请各新闻传媒的编辑部员工参加。最后成功\被访人数为七百廿二，回应率是百份之六十二。市民调查的对象是十八岁以上的居民，以面访方式进行，由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执行。样本是由多层抽样法产生，首先从永久居住地址随机抽取样本，继而由访问员抽选地址中的住户及合资格的受访者。最后成功\访问的数目是八百廿四，回应率是百份之五十一。


批评政府是传媒天职

表一显示市民及新闻工作者对香港传媒与政府和社会的一些看法。虽然有过半的受访市民认为传媒的言论有分化社会效果，但他们却不认为新闻界为了顾全大局而要放弃一些自由，也不同意为了保持香港社会稳定，新闻界就不应该常常批评政府。大多数的市民主张传媒应该善用已有的新闻自由，坚持批评的责任。

如果评论者能够从被批评者的角度看问题，批评的力度往往也会减少。当被问及传媒在批评特区政府的时候是否应该体谅政府的困难时，有过半数的市民认为应该。当批评牵涉中央政府时，相关的比例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仍占近半数，显示出市民也不是认为传媒要不顾一切地批评，而是要有所「体谅」。换言之，市民一旦知道政府的具体困难，他们也会宽容些。

中国传统文化对管治者较为敬畏，而且有「家丑不外扬」的说法。究竟市民是否认为传媒对政府的批评，打击了政府的威信？市民的看法很分歧，正反意见的比例相若，但不同意者颇多一点。外国很多时候都是靠传媒来了解香港，我们问市民是否认同传媒批评政府等于在国际间「唱衰」香港的说法。同意这种想法的只有两成多，持相反看法的则超过六成。由此可见，不管是为了内部的原因或是为了国际声誉，大部份市民都不主张传媒在批评政府时要有所收敛。

对比新闻工作者与市民的反应，我们发现前者在上述所有的问题上，都比后者更注重传媒批评政府的角色和自由。和市民的意见相反，新闻工作者并不认为传媒的言论产生分化社会的效果。只有少于百份之十的新闻工作者认为传媒应该顾全大局而减少批评。就算在应否体谅政府的困难方面，也只有一成多的新闻工作者表示同意。他们不同意批评政府等于打击政府的威信，绝大部份更不认同「唱衰香港」的论点。在新闻的专业意理中，批评监督政府是新闻界的天职，是以新闻工作者比一般市民更看重新闻的监督功\能。


回归后社会状况差

社会的背景对市民的态度应有一定的影响。当社会安定繁荣，不管政府是否民选，政府的认受性也会高一些。相反，当社会遇到危机，而政府的表现却是无能的话，其认受性自会降低。政府若是非民选的，这种情况会更严重，而市民也会更关注传媒作为社会代议机制的功\能。

表二是市民和新闻工作者对香港社会的看法。虽然两者具体的评估或有出入，但彼此异口同声认为香港现时社会危机重重（约八成）、官民冲突会愈来愈多（七成以上）和回归后社会整体状况很差（约五成）。相反，只有一成多的市民认为特区政府领导有方。而新闻工作者认为特区政府领导有方的则更少，只有不足半成。由此可见，香港的市民大众和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现况和远景的评估都相当灰暗，对政府领导缺乏信心。

以上的结果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香港在回归后，社会经济问题接踵而来。首先的打击来自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引爆了香港的地产泡沫。由于经济不景，市民消费意欲低下，通缩持续，失业率高涨。同一时期，香港政府却野心勃勃，要对香港的教育、房屋、公务员制度、经济结构等进行重大的改革。由于政府操之过急，加上当中又没有充份谘询大众，在执行时遇到很多非议和阻力，社会反对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市民觉得政府开出的尽是「空头支票」，于事无补。相比之下，像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却快速上升，大有迎头赶上之势，市民更是看不到香港的前景。我们相信，上述政府的「无能」表现，会加强市民对传媒发挥舆论批评甚至是「代议功\能」的倚重。

传媒代议的说法是以香港不充份的民主制度为基础的。如果香港已有充份的民主，又或政府对民意反应十分敏感，传媒的代议功\能将不会受到太大的重视。从表二可见，对香港是否已有足够民主，市民的反应较为混杂，同意和不同意者相若，各占约三成半。但新闻工作者持否定意见的则超过五成，同意者只有一成多，可见新闻工作者有较强的民主诉求。至于特区政府是否乐于接纳民意，约有四成的市民持否定态度，而持同样意见的新闻工作者则更占近六成。总体而言，香港市民对政制的民主程度和政府对民意重视的程度不太满意。

立法会是市民的代议机构，应能有效反映民意。由于立法会成员不及一半是一人一票选出，其余则出自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选举，其代表性一向受到社会的议论。当被问及立法会是否能够有效反映民意时，同意这种说法的市民不到三成，反对的则有近四成。新闻工作者的评价倾向更明显，赞成的不到一成，反对的却高达五成多。当被问及香港传媒是否能够有效反映民意时，同意的市民和新闻工作者则分别约占近五成和四成，比不同意者分别多出一倍或以上。


指摘传媒不如勉励政府

从以上调查结果得知，市民明显地认同传媒应该本着新闻自由
原则来批评政府，就算有分化社会的效果及打击了政府威信也应如此做。他们不认同传媒批评政府，就等于在国际间「唱衰」香港。但市民也认为传媒在批评时，应该体谅政府面对的困难。新闻工作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而且他们的观点意见更为鲜明。

因此我们可以作用总结：社会大众认为新闻界的角色是「客观传媒反映论」，而非「不负责任传媒主导论」。新闻界基本上是根据社会客观情况作出报导反映，而不是任意地主导社会舆论。传媒发挥代议的重要功\能，原因是香港民主政制并不成熟。「唱衰香港」和「传媒治港」的说法，得不到市民大众的支持；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些言论更是违反基本的新闻理念。

产生「不负责任传媒主导论」的社会背景和根源，是香港经济不佳、政府管治不力和民主制度不强。与其倒果为因地指摘传媒「唱衰香港」，不如呼吁政府改善经济和施政，并加强民主政制建设。事成之后，政府民望高升，届时传媒就自然会称颂政府的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