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东亚电影新貌

2008-01-15
中国内地政策规划电影发展。

  二十一世纪后短短不到十年的光景中,世界电影的格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欧美以外的电影势力迅速崛起,尤其东亚电影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探究造成如此新格局背后的主因,从经济体、制作模式到政治力介入、文化等各个层面的转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量的。

东亚电影的复兴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大金砖」的出现,使世界经济体产生了显著的移动;与此同时,四国的电影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巴西电影掀起了新浪潮;印度有可与美国Hollywood相媲美的本土电影Bollywood;俄罗斯的电影产值也在六年间增加了六倍之多;中国更有电影史上回报率最高的一批电影,从投资约一千三百万美元但却在全球市场回收二亿多的《卧虎藏龙》开始,《英雄》仅在中国内地便回收三千万美元,还有《十面埋伏》、《功夫》、《神话》等等。足见中国电影市场潜在的无限商机。

  自此,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影坛兵家必争之地——日本、韩国、美国等资本势力纷纷介入中国影业,如合建戏院、电影公司,以提供基金的形式参与中国电影的拍摄。《无极》、《墨攻》、《集结号》、《梅兰芳》、《赤壁》......接种而来,中国电影迎来了「大片」时代。

  由于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历史性地再次促动了香港内地合拍片的发展。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业者便看好内地市场与丰富的资源,北上寻求合作。如今在CEPA关于「视听部份」的条款连年分阶段地推进下,香港与内地日渐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体。然而在大中华电影圈中,台湾在此趋势下就愈发显得边缘化了。香港内地合拍片不但重新掀起了两地合拍的热潮,还进而影响到泛亚地区华语电影的复兴,譬如近期就有新加坡大热且大卖的歌舞片《881》面世等。

  近年来,高清数码摄影机的流行,带动了电影制作模式的变革。电影摄制愈见民主化 │ 人人都有进入影业的可能性。内容也因现代人欣赏口味逐渐趋向短、小、轻、薄而发生相应的转变。尽管审查制度依旧严苛,较之从前仍放开了不少宽松空间,电影人的创作正逐步走向自由化,不断试探审查的底线的同时,寻求进一步自由创作的边际。但电影产业又随即冒现出创作资源不能平等分配的问题,有创意十足的小制作电影,如中国内地导演王笠人的新作《草芥》,紧密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现象,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意味。可是同时也有众多「庸俗」大片占据着电影产业的资源渠道,使得中小型制作的影片不得不仍在夹缝中生存。暂且抛开目前内容制作的尴尬境地,东亚地区各国正以其廉价劳力及地产优势,发展成为美国电影工业的后置园地,各国纷纷广建片厂、冲印公司与声音、剪辑工作室,使东亚广告业产生联动繁荣的效应。

政治力介入电影
  谈及东亚诸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政治力的介入亦是不可无视的重要因素。以韩国│当今世界上政府对电影业介入最深的国家为例,其前总统金泳三当政时,发现Disney的年度总产值竟然与IBM年度总产值相近,一部《侏罗纪公园》的总产值竟可以约等于韩国汽车产业一年的总产值,于是便下达政策大力发展韩国的电影产业,将其视作大有发展潜力的内容产业、创意产业。当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政策如抓盗录、逃税、银幕配额制度、鼓励大财团大企业投资电影为其减税等,都有效的影响了该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与文化规划。

  一九九九年,美国首次以WTO为砝码要求韩国取消银幕配额制度;在韩国,电影人以「光头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最终恢复了配额制度,但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当本国电影占有率达到40%之后便取消该制度。然而到了二零零六年,美国再次借WTO要求韩国政府实现取消银幕配额制度的承诺。韩国本土电影院由每年必须放映国产电影一百四十六天缩减到七十三天,加上日本市场的萎缩,立即引发了韩流危机。电影政策的保护伞被摘除后,韩国本土电影市场的占有率直线大幅度下降。由此看来,政府的介入,虽确实存在控制性的负面影响,但其暂时的保护,对推动本国电影业的进程,仍是一股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在中国,政治力介入电影产业与韩国相似,亦非常之强,如对电影节的控制以及计划性指标的设定 │ 使中国电影年产值持续五年达到五亿人民币的增长。在中国政府电影主管的指导下,电影产业几年前便开始朝着大片路线迈进,另一方面,新近的政策已开始注意辅助和提携投资额在三百到一千万人民币的中小型电影制作,此举足见中国政府为电影产业的远景规划所作出的努力。对于中小型投资的电影制作,目前应该大力推动新导演连同有背景的大公司监制的合作模式,借助有实力的监制的关系脉络,新导演可以在初入行时便能够在后期制作时享有很多优惠与便利,而更为重要的是,新导演的加入为中国电影业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

  如今,在一个竞争的年代况,政府为本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各出奇招,而真正比试的,恰是政府对产业长期规划的反应能力。

艺术文化深度与传承
  除却政治、经济、技术设备等外在因素,实质上,关乎电影发展的根本所在,还是文化深度的问题。较之政治、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则是需要百年根植的大业。聚焦当今大中华地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对于中华文化存留最好的非台湾莫属。香港拥有最强的技术水准,其产业发展也相对成熟,并且政治环境较为乾净,但可惜它的文化相对比较缺乏厚重感。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内地,其传统文化未能被很好的传承。只有台湾,纵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的洪流中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其儒家文化的根基并未被磨蚀,反而同西方文化交互抗结,成为众多台湾新电影一代创作人的思想来源。侯孝贤、杨德昌、李安作品的偏向艺术人文深度,是大家公认的。

  不似欧洲、北美、南美都各自具有清晰的个性,亚洲因其政治、经济的多面性,从来就非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东亚各国的电影作品,必然具有各自特殊气质。尽管全球化使洲际、国际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同时也促成了亚洲与外界的互动。如今,东亚电影正在步入它最美好的时代,然而在打开门户放手合作的同时,警惕文化会不会被经济模式潜在入侵,让产业又沦于某些经济列强之手,亦是首先要务。


(*本文整理自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东亚电影现状与未来」专题讲座。整理: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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