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寡头的「新闻自由」

　　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 美国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 (Potter Stewart) 曾把新闻媒体与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并列，称之为「第四权力」。在西方，新闻媒体监督政府运行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今天，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动机正在受到质疑。

行使「第四权」的动机复杂化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白宫新闻主管安妮塔．邓恩女士在CNN节目中严厉指责 Fox 电视台，称其为「共和党羽翼」，不可与CNN相提并论。之前，白宫官方博客曾驳「Fox 谎言」。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日，奥巴马总统接受了五家电视台访问，但拒绝了 Fox 的访谈请求。邓恩女士公开表示，Fox 电视台对总统不友好，这就是总统拒绝的原因。对于白宫和 Fox 之间的口水战，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白宫的策略极具冒险性。香港《大公报》发表传播学者的分析指出，如果白宫激烈反击，Fox 的收视率就上升；如果白宫反击不激烈，Fox 的批评就升级。该文进一步指出，「用新闻来攻击政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电视台新闻本身的盈利能力不足。」

　　坚信「新闻自由」的人士或许会反驳，这是新闻媒体在行使「第四权力」，是民主社会赖以运行的基石之一，并非 Fox 电视台提高收视率的营销策略。作为传播学者，在下必须提醒，如今新闻媒体行使「第四权」的动机已经复杂化。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英国BBC邀请英国国家党 (British National Party，简称 BNP) 党魁格里芬参加BBC的政治辩论节目，引发强烈抗议。在英国，BNP被视为极右政党，甚至被称为「新纳粹」组织。之前没有任何主流媒体给予其党魁露脸机会。BBC顶住各方压力如期播出了节目，结果收视率提高到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八百多万人收看了这期节目，收视率是平时的三倍。BBC声称这证明邀请格里芬是正确的。而节目调查显示，有22%的人表示在下次大选中会考虑支持BNP。

　　有批评者说，如果BNP发展壮大，BBC功不可没。而BNP是个极端的排外组织，在BBC安排这期节目前，英国公平与人权委员会已经裁决BNP的党章违法。BBC则高扬「言论自由」大旗，强硬宣称拒绝BNP党魁就是「信息审查」。

　　BBC邀请BNP党魁的真正动机何在？我们从BBC总裁马克•汤姆森在《卫报》的一篇文章可以找到线索。他说，这个节目会仔细研究各个政党在选举中的支持率，然后据此决定邀请名单和邀请频率。这是否说明收视率是其最终的考量？

　　英国前内政大臣大卫•布伦基特对此评论说，「从中受益的只有BNP和BBC。它们确实需要拷问自己的良知了。」香港有学者指出，经济因素已是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国内有传媒学者近日也声称，新闻自由化的最终受益者是媒体寡头。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行政学院院长Kishore Mahbubani (马凯硕) 早就发现，「西方媒体由于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本身已成为滥用其话语权的另类专制。」 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仍有不少迂腐文人相信「新闻自由」的神话。

媒体商业化的后果
　　与此同时，世人必须警惕媒体商业化的后果。媒体为了扩张自身利益必然要求更大的新闻自由，必然进一步自我标榜为公众代言人、环境监督者。事实上，媒体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追逐「权力」是实现其价值的必由之路。从传播力学的角度分析，只有对媒体的制衡达到相当程度，只有当「为人民服务」成为实现其组织目标的最优选项时，媒体才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

　　新闻媒体具有本能的「市场导向」，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始动机。我的房东虽是一位普通欧洲公民却像哲人一样向我强调：媒体只在乎效益；它们不关心真相 (Media wants your money. They don’t give a shit about truth)。房东的结论来自本身的生活感受。

　　早在一九七七年，福柯 (Michel Foucault) 就说过，所有对真相的追求都是对权力的追求。他明确指出，「对真相的追求决非是为了把真相的能量从所有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不过是将其从当前的各种霸权中分离出来。」 通俗地说，媒体所谓的要求报导「真相」，不过是反对现行当权者对「真相」的解释权；媒体希望把这种「权力」部份地转移到自己身上。从社会进化过程看，这仍属权力斗争的范畴。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从来都不盲目信任新闻工作者。譬如，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和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都认为，新闻工作者具有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倾向，有为维护现行制度而充当统治者工具的可能。

中国媒体亟待提升公信力
　　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相。新闻媒体、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s)、各式政客都不会提供绝对的真相；他们不过是在「提供自己版本的真相和现实」。这是政治传播学的基本常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新闻报导和民意调查都是宣传 (propaganda)。美国《权力的声音》一书说，(美国的) 局内人士 (insider) 认为，新闻媒体总逃脱不了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命运。这话听起来有些狂妄刺耳，但从政治运作过程看却不无道理，只是某些不谙世事的媒体学者不明就里。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声称，公共舆论「是一种想像出来的观念，或者说社会精英、政治人物们构建出来的一系列文本，目的是合法化其决策，维护其权力，推动器利益」。在信息化时代，新闻媒体是公共舆论的主要建构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运动，譬如新闻自由和「整治网络低俗化」，都是社会管制手段。

　　笔者无意否定西方新闻自由，也无意推广「不可知论」(agnosticism或nescience)。事实上，笔者一直倡导解放中国媒体、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但在下深知，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是可怕的。所以在推动新闻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在媒体监督和监督媒体中取得平衡。当然，笔者坚决反对种种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打压新闻自由的倒退行为。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媒体政策不仅是该国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是该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对目前的中国而言，更加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符合国家利益但不为国内既得利益者接受。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媒体亟待提升公信度和影响力，遗憾的是，短视的决策者拒绝更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