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 公民社会的觉醒
2012-11-10

2003年,是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一年。

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杨永强的一句话 ──「香港没有肺炎爆发」,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总监李咏怡指,在2003年,市民不信任政府能解决问题,是激发公民社会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影响生命的疫情,大家觉得似乎靠政府救是『等死』。这样当然是激发不少大家都熟悉的公民社会。」

 
在沙士期间,六间传媒机构以及民间跨界别社会人士,组织「心连心.全城抗炎大行动」。除此之外,多个民间基金相继成立,帮助受沙士影响的市民。李咏怡表示,这些都是公民社会的行动。「参与的市民,第一他们是自发,自愿地去做;第二,他们的行动和同政府没有关系,即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去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公民社会行动。」
 
沙士过去后,紧接而来的是廿三条的风波,市民担心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以香港本土的事件计,七一是香港历来最大的公民社会运动。以往八九民运,香港市民是声援的角色。但在七一,大家所关注的,是香港本土的权利。
 
在五十万人游行之后,董建华政府宣布押后立法。李咏怡表示,七一后时局的转变,唤醒市民既公民身份。「七一游行直接地、间接地令到廿三条立法被搁置,后来甚至令到特首下台。这当然是一个充权既经验,香港市民突然觉得,原来我们并非那样无助。一向有个讲法,指香港市民都有一种政治无力感,即是觉得无论发表什么意见,政府不会理会;无论市民做什么,亦不能改变现状。」
 
但七一,改变了这种政治的无力感。「七一游行令大家觉得,如果每人都做一些事,大家集合起来的力量可以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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