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书】城大经济及金融系客座副教授 曾国平
2015-08-23

香港的九十后:

 
你们好。
 
我是个八十后港人, 在美国一家大学研究经济学,也在香港报章评论时事。十几年来,香港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高铁事件到中港矛盾,从政改争议到雨伞运动。我尽力跟进事态发展,但毕竟是隔岸观火,你们的感受,一定比我要深。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多了解你们的想法。

 
 讲起香港的变化,最近特首梁振英提出了香港需要放弃过往「积极不干预」的方针,要改以「适度有为」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新方向。「积极不干预」五个字,我在你们未出世时就听过,初时不明所以,后来翻查历史,才明白这五个字的深层意义。 前财政司郭伯伟的定义是:「长期来说,所有生意人的决定,在自由经济里运用个人的判断,虽然不时出错,但带来破坏的机会,会比由政府中央决定要低,而就算带来破坏,也能较快改正。」至于「适度有为」的内容是什么,特首可没有详尽的解释,只以限制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奶粉限买令、楼市辣招为例,指出政府可以主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你们怎么看? 我这个经济学者又怎么看?
 
我先举一个例子:香港吵得热闹的Uber问题。

 

政府应否撤手不管,让出租车继续经营之余兼保留现有的发牌制度?警方高调拘捕打压出租车,招来不少市民反对,又是否最佳的解决办法?政府一方面要成立创科局,一方面又阻碍「分享经济」这个世界科技潮流,又是否有点矛盾?
 
 香港的士、出租车的发牌制度,是上个世纪的歴史产物。以今日的科技,乘客可轻易在网上为司机评分,又有全球定位系统(GPS)追踪路径,以牌照确保司机质素的需要已大大减少。同时,在发牌制度下,司机没有动机去建立品牌,车资管制下工作出色亦没有额外的打赏。车资管制,也令的士服务欠缺弹性,既不能因市场供求而作出调整,又不能因应市民的不同喜好提供相应的服务。现有的发牌制度、车资管制等是否已不合时宜,只损害社会利益?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干预也可以有好处。政府掌握修订法例的权力,可以订下一套规管架构,让出租车合法经营之余,同时监察行业的运作 。Uber要在一个城市成功经营,不想「无皇管」,反而需要跟当地政府合作。例如,Uber要确保司机背景良好,靠自己对司机做背景审查的成本太高而且不可靠,政府的执法部门反而可以帮上忙,合力确保乘客的安全。
 
在美国加州,Uber可以合法经营,但又要面对政府的监管。最近法庭就裁定Uber为司机的雇主,要雇主为雇员负上医疗保险等各种责任,既将Uber合法化,也令Uber的经营成本大增。同样在加州,共享车(ridesharing)生意合法化后,保险公司名正言顺的推出专为共享车而设的产品,让司机和乘客都得到保障。类似Uber的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经营,在美国是大势所趋。
 
Uber的例子,说明了政府「管得太多」和「做得不够」可以同时并存。
 
对我来说,讨论「积极不干预」和「适度有为」的优劣,容易沦为字眼上的争拗,没有意思。经济学者看问题,喜欢从边际的角度去看,从少一点、多一点的方向去想。市场和政府的角色,也可以这样分析。市场运作有成本,可以得出不好的结果。市场做不到的,政府可以插手,但政府会面对一个局限,就是政府干预的效益始终会下降,如在牌照制度下的士服务欠佳。政策层出不穷,好事终会变成坏事。要「不干预」还是要「有为」,视乎在个别的情况下,政府多行一步或少行一步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我的另一个看法,是千万不要将「现实中的市场」和「理想中的政府」放在一起讨论。现实中的市场可以有各种不完美的地方,而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当然可以靠一个完美的政府去解决,不过,现实中的政府不是完美的,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和选择,得出的效果可以比不完美的市场更差。 官员也是人,其办事能力再高,也未必胜得过集思广益的民间智慧。
 
好了,讲太多经济学怕闷坏了你们,最后只想跟你们说,无论是「积极不干预」还是「适度有为」,我们都有监察政府的责任,什么应管、什么不应管,不只是政府说了算,还要靠大家理性地、以证据和事实来参与讨论。
 
未来的香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要睇实政府啊!
 
                                            曾国平上
                                         201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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